紅軍偵察部長流浪西北，路上討飯時卻被一地主識破：你是紅軍吧

大家都知道，紅軍戰士們，為了祖國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貢獻，但也都經歷了不少挫折。

其中就有一位紅軍偵察部長，在一場戰役過后流浪西北。在那樣的絕境之下，他只能一路討飯尋找組織，誰知道竟然會被一個地主識破，問他：“你是紅軍吧？”

這話一出，他背上都出了一層冷汗。那么這位紅軍戰士，后來如何了呢？

1937年的西北，寒風裹著殘雪打在臉上，跟刀子割似的。甘肅靖遠縣的土路上，一個身影搖搖晃晃地走著，棉襖破得露著棉絮，腳底磨穿了，裹著塊發黑的麻布，每走一步都得咬咬牙。

這人是歐陽毅，前幾天還是西路軍總指揮部的偵察部長，現在卻成了連口熱飯都討不上的流浪者。

他懷里揣著幾樣寶貝，是從槍林彈雨中搶出來的命根子：一支派克鋼筆，是當年下井岡山時部隊給干部發的；一塊羅馬懷表，是戰友李一氓送的；還有張縫在貼身內衣里的紙，上面寫著他的紅軍身份。

這3樣東西無論如何都不能丟，鋼筆值錢，能換飯，懷表能記著要活下去，那張紙則是他的根，就算成了乞丐，也得知道自己是誰。

說起落難的緣由，就得從1936年說起了。那會兒歐陽毅跟著西路軍往西走，2.8 萬人的隊伍，在河西走廊被敵人圍了個嚴實。缺糧少彈，自然環境又惡劣，隊伍打著打著就散了。

歐陽毅是近視眼，眼鏡在一次轟炸中炸碎了，眼前模模糊糊的，只能跟著一個年輕通訊員躲在山里。

山里冷得能凍掉耳朵，兩人就靠一點炒面和雪水撐著。可沒過幾天，通訊員說要去尋出路，一去就沒回來。歐陽毅孤零零留在山里，摸著懷里的3樣東西，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往東走，回延安，找紅軍。

他跌跌撞撞走到黃河支流的渡口，看見個老漢蜷在石頭上抽煙，身邊泊著只羊皮筏子。這是去甘肅中衛的必經之路，過了河，離紅軍可能就近了。歐陽毅湊過去，嗓子啞得快說不出話：“老、老師傅，能渡我過去不？我……我給您錢。”

老漢抬眼瞅了他半天，沒接錢，反而盯著他凍得發僵的手：“你懷里揣的啥？別是逃兵吧？”歐陽毅心里一緊，逃兵在這地界可不受待見。他剛想辯解，老漢又開口了：“逃兵不會帶鋼筆。”

這話讓他愣了，原來老漢早看見他懷里露出來的鋼筆尖了。那會兒兵荒馬亂，逃兵要么揣槍要么揣錢，哪會帶支不能當飯吃的鋼筆？

“我瞅你像紅軍。”老漢站起身，解開筏子的繩子，“紅軍過我們這兒時，不搶東西，還幫著挑水，跟其他兵不一樣。上船吧，不要你錢，后面說不定還有你的同志要過。”

羊皮筏子在黃河里晃悠，寒風刮得人直哆嗦，可歐陽毅心里暖了點。他把鋼筆往懷里塞得更緊，知道這東西不僅是個物件，還藏著老百姓對紅軍的念想，就憑這點念想，他也得活下去。

過了黃河，歐陽毅往甘肅靖遠縣的徐家灣走。這時候他已經快撐不住了，討飯時人家要么關門，要么扔塊發霉的窩頭，有的還拿棍子趕，那會兒兵荒馬亂，誰都怕來路不明的人。

他蜷在村里的馬棚里過了幾晚，每天靠幾口雪水和半塊窩頭續命。直到幾天后，他挪到村東頭一戶院子前，想再試試討口熱飯。開門的是個穿青布長衫的老漢，手里攥著張紅紙，看他的眼神不像看乞丐，倒像看個能做事的人。

“你是從西邊來的吧？”老漢開口就問，“別裝生意人了，你是紅軍吧？”

歐陽毅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不自覺地摸向懷里的身份文件。可老漢沒再追問，反而把他讓進屋里，端了碗熱粥：“我叫許秉章，這輩子就愛個字。剛才瞅你在墻根寫字取暖，筆畫沒亂，不像沒讀過書的。”

原來許秉章是村里的鄉紳，讀過幾年書，平時愛寫個對聯。他剛才看見歐陽毅用樹枝在雪地上寫“福”字，筆鋒穩當，就知道這人不是普通乞丐。喝了熱粥，許秉章拿出文房四寶：“你寫幅字給我看看，要是好，我留你住幾天。”

歐陽毅拿起毛筆，手還有點抖，可一落筆就穩了，在部隊里擬情報、寫命令練出來的基本功，哪能說丟就丟？他寫了副春聯：“春回大地千山秀，福降人間萬戶歡”，字不算花哨，卻透著股剛勁。

許秉章湊過來一看，眼睛都亮了：“好字！比縣里的老舉人寫得還周正！”他沒再提紅軍的事，反而喊來鄰居：“我家來了位寫字先生，以后誰家娶媳婦、蓋新房，都來尋他寫對聯！”

鄉親們也實在，見他這樣說，都來了，有的送件舊長衫，有的送點米，還有的拿來新做的布鞋。歐陽毅就這樣從乞丐變成了“寫字先生”，每天坐在許家的小院里，一筆一畫地寫春聯、寫契約、寫家書。

那支派克鋼筆用不上了，就用許秉章給的毛筆，寫一個字，換一口飯。他知道，這不是丟人的事，能活著，才能再找紅軍。

在這的安穩日子剛過了沒幾天，麻煩就來了：靖衛團的人找來了。

靖衛團是當地的武裝，團長常掌槍是個粗人，卻偏喜歡裝文雅，總讓人給他寫對聯。這天，他的手下找到歐陽毅，說團長請他去寫幅字。歐陽毅心里清楚，這不是請，是試探，常掌槍肯定聽說了村里來了個“寫字先生”，想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來頭。

他跟著去了靖衛團的駐地，常掌槍坐在太師椅上，手里把玩著槍：“聽說你字寫得好？俺出個上聯，你對下聯。”說著就喊人遞來紙墨，“上聯是‘山高路遠人不返’。”

一聽這話，歐陽毅就明白了里面的深層含義：你一個外鄉人，在這地界跑不遠，最好老實交代。歐陽毅拿起筆，思索了幾秒，就提筆寫下“風緊草低馬難行”。

常掌槍湊過來瞅了瞅，沒看懂其中的門道，可旁邊的師爺眼睛亮了：這下聯既對得上上聯的意境，又藏著話：“風緊”是說處境危險，“馬難行”是說別逼太緊，不然大家都不好過。

可常掌槍沒多想，只覺得字寫得順眼：“行啊，你這字有股勁！以后我這的對聯，就歸你寫了。”他沒再追問歐陽毅的身份，也沒為難他，在他眼里，一個能寫好字的人，比抓個“紅軍嫌疑犯”有用多了，至少能撐撐門面。

從靖衛團出來，歐陽毅后背都濕了。他知道，這一關過了，可危險還沒散。之后再有人問他從哪來、叫什么，他只說“中原過來避亂的”，再多的話一句也不說。他不再提“我們部隊”“我們同志”，只說“我”。

把“紅軍”的身份藏起來，不是背叛，是為了能活著見到紅軍。

在徐家灣待了小半年，歐陽毅攢了點盤纏，心里的念頭越來越強烈：找紅軍，回延安。

他沒跟許秉章告別，只留下一支寫禿的毛筆和一張字條：“承蒙照顧，后會有期”，就悄悄離開了。

歐陽毅一路往東走，白天靠寫字換飯，晚上躲在破廟里。有一次在集市上，他聽見一個賣油鹽的漢子說“這是整過的貨”，這是紅軍內部的暗語！他抬頭一看，認出那是西路軍的老戰友王樹聲。兩人對視一眼，沒敢說話，只在夜里偷偷見了面。

“我身份還不穩定，得趕緊走。”王樹聲說。“我幫你。”歐陽毅連夜托人給靖衛團的師爺送了五塊銀元，又寫了張字條：“有兄歸故里，囊中羞澀，望通融。”第2天，盯梢的團丁就撤了，王樹聲推著獨輪車，往南走了。

送走王樹聲，歐陽毅更堅定了找紅軍的決心。1937年秋，他走到慶陽驛馬關，遠遠看見兩個穿灰軍裝的哨兵，肩上的紅星在陽光下閃著光，是紅軍！

他跑過去，嗓子啞得喊不出“同志”，指著懷里的身份文件，眼淚就先掉了下來。哨兵把他帶到指導員那里，當指導員確認他是西路軍失散的偵察部長歐陽毅時，趕緊給他找了身干凈的軍裝：“同志，你可算回來了！”

穿上軍裝的那一刻，歐陽毅摸了摸懷里的鋼筆和懷表，鋼筆還在，懷表還走著，身份文件也還在。從1936年末失散到1937年歸隊，近一年的時間，他靠一支筆活下來，靠一個信念撐下來，終于回到了自己人身邊。

回到延安后，歐陽毅先去了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來又擔任抗大總校秘書長。

有一次，毛主席見到他，笑著問：“歐陽毅同志，聽說你在甘肅是靠寫字活下來的？不容易啊，包袱放下了吧？”

歐陽毅心里一熱，毛主席還記得他的事。其實之前有人說他是“張國燾路線者”，讓他受了不少委屈，可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一直信任他。

早在井岡山時期，他就跟著朱總司令打仗，那會兒物資缺，朱總司令還把自己的毯子分給他一半；古田會議時，他還幫著謄清過《古田會議決議》，那些日子的溫暖，他一直記著。

后來，歐陽毅跟著部隊南征北戰，從抗日戰爭打到解放戰爭，再到新中國成立。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將軍銜，手里捧著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想起當年在西北討飯的日子，眼眶又濕了，要是沒有那支鋼筆，沒有老百姓的幫襯，沒有心里的那點念想，他恐怕走不到今天。

2005年6月，97歲的歐陽毅在北京逝世。他的柜子里，還放著那支鋼筆，還有那塊羅馬懷表，早就停擺了，卻仿佛還能聽見當年“滴答”的聲音，記著他在西北寒冬里，靠一支筆、一個信念，活下來的日子。

如今再提起這段往事，也難免讓人感嘆歐陽毅的信仰之堅定。正是有了他們這樣的紅軍戰士們，才能有如今這樣的和平生活，他們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民族的豐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