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變后，他又在臺灣潛伏了38年，后來還安全返回了大陸！

最近，《沉默的榮耀》可真是把近代兩岸的諜戰故事演繹得十分“真實”，就連角色的名字也都是選擇采用歷史人物的真正姓名。這讓觀眾們能夠更加方便快捷地自行查詢相關歷史事件。

想必各位看過劇的朋友們，肯定都對背叛了組織的蔡孝乾充滿了厭惡，他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害得多少個家庭家破人亡，更是害死了許多潛伏在臺灣的地下同志。

不過，很少有人知道，哪怕是在蔡孝乾背叛了信仰那樣的緊急情況之下，還有位地下黨員躲過了搜捕，后來還平安回到了大陸。他就是謝漢光。

1917年9月，廣東豐順縣埔寨鎮采芝村的謝家添了個男娃，父母給他取名“丙坤”，這就是后來的謝漢光。

謝家是普通農耕家庭，家里兄弟姐妹11人，謝漢光排行老二，從小就透著股機靈勁兒。那時候農村娃想出頭，讀書是唯一的路，謝漢光也爭氣，一路讀到能考大學。

1940年，謝漢光原本想考法務專科，可偏偏那年法務專業取消，誤打誤撞被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專業錄取。這所學校藏龍臥虎，竺可楨、李四光、陳望道這些名家都在這兒任教，校園里的進步氛圍特別濃。

謝漢光在這兒認識了梅縣的梁錚卿、揭陽的陳仲豪、普寧的張伯哲，幾個人年紀相仿，又都看不慣當時的時局，經常一起聊抗日、聊家國，中共黨員教師的課更是讓他們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種子。

大學畢業是1942年7月，謝漢光回老家娶了揭西縣五經富鎮的女學生曾秀萍。新婚才9天，他就應同學邀約，去了廣西桂林的黔桂鐵路柳州農場工作。

那時候的他說什么都沒想到，這一去，不僅要和剛結婚的妻子分開，未來還會和家人斷聯40多年。

在柳州農場，謝漢光從普通職員慢慢做到主任，做事踏實又有學問，大家都愿意跟他打交道。當時潮汕一帶被日軍攻陷，不少進步人士逃到桂林，其中就有中共黨員邱達生、王珉、陳靜等人。

謝漢光雖然還不是黨員，但打心底里佩服這些為理想奔波的人，只要對方開口求助，他從不推辭，悄悄把這些人安排在農場里，幫他們避開日軍和國民黨的盤查。

1944年11月，桂林被日軍攻破，謝漢光帶著妻兒跟著難民潮往四川逃。一路上顛沛流離，到了四川后，他在高縣、邛崍等地找了份教書的活兒，妻子曾秀萍也在附近中學代課。日子過得緊巴巴，但謝漢光沒閑著，教書時總跟學生講抗日故事，心里的那團火，一直沒滅。

1945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的消息傳來，全國都在歡呼。謝漢光的一位老師先行去了臺灣，當上了臺灣省林業試驗所所長，想起學生里謝漢光學的是森林專業，就寫了封信，邀請他去臺灣一起搞林業建設。

那時候的臺灣剛回到祖國懷抱，到處都是百廢待興的樣子，謝漢光覺得這是干事業的好機會，收拾行李就帶著妻兒往香港趕，要去臺灣，得從香港轉海輪。可就在香港，一件改變他一生的事發生了。

有個朋友約他見面，一去才知道，對方是中共華南分局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和蘇惠。方方開門見山，說現在臺灣剛光復，國民黨勢力還沒完全站穩，需要有人在那邊為組織工作，問謝漢光愿不愿意。

謝漢光愣了一下，但很快就答應了。

他想起在廣西幫助過的那些黨員，想起自己一直想做的事，覺得這才是真正能為國家出力的機會。蘇惠還跟他說，會有一位校友也去臺灣，讓他幫忙安排個職位，方便開展工作。

答應下來后，謝漢光犯了難：帶著妻兒做地下工作太危險了。思來想去，他還是跟妻子說了實情，曾秀萍雖然舍不得，但也懂丈夫的難處，背著年幼的兒子謝定文，一路輾轉回了廣東老家，在村里小學教書，等著丈夫的消息。

她沒想到，這一等，就是40多年，期間連丈夫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安頓好家人，謝漢光和一位中共女黨員假扮夫妻，一起登上了去臺灣的船。

到了臺灣，老師果然器重他，安排他在林業試驗所工作，后來老師另有安排，還推薦他當了所長。

這個身份成了謝漢光最好的掩護，他借著招聘、安排工作的機會，把組織上派來的同志一個個安插好：校友梁錚卿去了臺中農林總場、陳仲豪和徐懋德去了基隆中學教書、張伯哲則被安排在林業試驗所當科長。這些人后來都成了臺灣地下黨的重要力量。

1947年初，經過組織的多方考察，由張伯哲介紹，謝漢光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天在臺中一戶林姓人家的小屋里，他和臺中中學一位張老師一起，對著黨旗舉起拳頭宣誓，一字一句的誓言，成了他后來幾十年堅守的信念。

為了不讓身份暴露，謝漢光還真把林業工作當成了“主業”，1947年12月，他和同事合作寫了篇《林分調查與初步研究》的論文，發表在臺灣的林業刊物上，不知情的人都以為他是個專心搞研究的專家。

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老蔣帶著殘部退到臺灣。他心里清楚，臺灣早就有中共的地下黨，于是下了死命令，要徹底清剿地下組織。“白色恐怖”的大網，就這么撒開了。

這年10月31日，國民黨保密局在基隆中學查到了一份秘密報紙《光明報》。這份報紙是臺灣工委辦的，專門宣傳解放軍的勝利消息，陳仲豪他們就在學校里負責印刷。保密局一看就慌了，這么大的宣傳規模，說明地下黨勢力不小，立刻派人去基隆中學抓人。

校長鐘浩東當場被捕，幸好陳仲豪那天沒在學校，聽到消息后趕緊往謝漢光那兒跑，才算躲過一劫。組織上知道這事鬧大了，謝漢光的身份可能已經暴露，趕緊安排他撤離臺灣。可還沒等撤離計劃落實，更大的災難來了。

特務順著《光明報》的線索，摸到了基隆中學的印刷點，又順藤摸瓜抓了高雄工委的李汾和臺灣工委二把手陳澤民。這兩個人沒扛住酷刑，全招了，最要命的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臺灣負責人蔡孝乾也被捕了。

蔡孝乾一叛變，把他知道的所有組織關系全說了出來，潛伏在國民黨“國防部”的吳石中將等400多人先后被捕，1800多人受牽連，臺灣地下黨幾乎被連根拔起。

謝漢光作為臺中工委副書記，自然成了重點通緝對象。就在特務準備去林業試驗所抓他的時候，張伯哲提前派人送來一封信，還附了30元潛伏經費，讓他趕緊離開。謝漢光連行李都沒顧上拿，連夜跑到嘉義縣的林業試驗所中埔分所躲著。

可沒幾天，分所的一個工人悄悄告訴他，有好幾個刑警去蓮花池分所搜他，沒找到人又往這邊來了。謝漢光趕緊找了個村民帶路，想去臺中畜牧場找梁錚卿，結果到了地方才知道，梁錚卿前一天已經被捕了，張伯哲也沒了消息。

這下謝漢光成了孤家寡人，他想起張伯哲信里說的“實在不行就往偏遠山區躲”，于是一路往臺中南屯村跑。

半路上，他遇到了一個叫楊溪伯的農民，當時情況緊急，謝漢光只能謊稱自己是國民黨逃兵，因為沒戶口才到處躲。楊溪伯看著他一身狼狽，不像壞人，就把他帶回了自己住的高山族村子，這個村子特別偏，連路都沒修通，很少有外人來。

可住下來沒多久，村長就來找麻煩了，說村里不能留沒戶口的人。謝漢光急了，想起身上還帶著兩枚金戒指，這是他當初準備應急用的。他把戒指拿出來，雙手遞給村長，懇求他幫忙。

村長看他實在可憐，又念及都是中國人，最終點了頭，說村里有個叫“葉依奎”的村民，一年前失蹤了，讓他頂著這個名字落戶。

從那天起，謝漢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山族農民“葉依奎”。他把原來的衣服換成粗布衫，跟著村民上山種地、砍竹子，連說話都學著當地口音，生怕露出破綻。

特務們搜了幾個月沒找到他，后來干脆以為他早就逃出臺灣了，慢慢就把他從通緝名單的 “重點”變成了“失蹤”。

在這個村子里，“葉依奎”的日子過得很平靜。村民們知道他“腦子不好”（當時，謝漢光謊稱自己忘了以前的事情），都很照顧他。

他也沒閑著，把自己曾經學過的那些農業知識都用上，幫助村民們，慢慢地，村子里的人也都把他當自己人對待。

那時候的謝漢光30多歲，村里人見他孤家寡人一個，還給他介紹過對象，可他每次都婉言拒絕了。夜里沒人的時候，他都會悄悄摸出藏在創辦下面的一個小本子，上面是入黨誓言，還有妻兒的名字。

他從來沒有忘記曾秀萍還在大陸等著他，也沒忘了自己是個共產黨員，更沒忘了組織的任務。

有好幾次，特務下鄉排查戶口，謝漢光都嚇得心提到嗓子眼。有次，一個特務拿著他當年的照片問村長，村里有沒有這樣的人。村長指著正在田里干活的謝漢光說：“那是葉依奎，土生土長的，你看他曬得這么黑，怎么會是大陸來的？”特務看了看，覺得確實不像，就走了。

每次躲過排查，謝漢光都要在心里默念一遍誓言，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總有一天能回到大陸，找到組織。

這一堅持，就是38年，謝漢光也從當初的青壯年，變成了70多歲的老人，他的頭發白了，背也駝了，可心里的那團火，始終都沒滅。他看著村里的孩子長大，看著村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

可每次有人問他想不想家，他都只是搖搖頭，眼里卻藏著淚水——怎么會不想呢？他當然想家，想大陸，更想知道組織還認不認他，妻兒是否還活著。

1987年，臺灣當局開放了兩岸探親，這個消息傳到村里時，謝漢光正在地里摘菜。他愣了半天，然后哭了，他終于有機會回大陸了。

1988年12月，謝漢光以“葉依奎”的臺胞身份，從臺灣經香港回到了廣東豐順。在香港轉機時，他遇到了一個同鄉，才知道妻子曾秀萍還活著。

原來1953年“三反五反”運動時，因為謝漢光的“臺灣關系”，曾秀萍被開除了黨籍，后來帶著兒子謝定文去了揭西縣五經富鎮定居，靠教書拉扯大孩子，這么多年一直沒再婚，就等著他回來。

回到豐順后，謝漢光第一件事就是找組織。可因為時隔太久，當年的戰友要么犧牲了，要么聯系不上，當地政府只能把他當成“困難臺胞”，每月發20元生活補助。

他沒抱怨，一邊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寫報告，申請恢復黨籍，一邊托人去臺灣處理自己留下的一點財產。

就在他快要失望的時候，想起了當年的戰友陳仲豪。他打聽了很久，才知道陳仲豪在汕頭大學當圖書館館長。于是他讓女兒陪著，拄著拐杖，從豐順坐長途汽車到汕頭。

兩個分別了38年的生死戰友見面時，都老淚縱橫，陳仲豪當年從基隆中學逃出來后，輾轉回到大陸，一直在為犧牲的戰友奔走，也一直在找謝漢光的下落，沒想到還能再見到他。

陳仲豪知道謝漢光的處境后，立刻開始幫他找證明材料。他聯系上了當年一起在基隆中學任教、后來在天津市臺辦工作的徐懋德，兩個人一起收集了當年在臺灣的戰友寫的證明，還有張伯哲烈士的相關材料，一起寄給了中共中央組織部。

中組部對這件事特別重視，派了一位司長級別的領導下來調查。經過一年多的核實，1995年5月23日，中共豐順縣委組織部下發了文件，明確謝漢光的參加革命工作時間從1947年初算起，從1995年4月5日起按科員級別辦理離休，每月離休費426元。

拿到文件那天，78歲的謝漢光捧著紙，手一直在抖，眼淚掉在文件上，把字都打濕了。他終于等到了這一天，終于重新成為了共產黨員，終于能給犧牲的戰友和等待的家人一個交代。

后來，謝漢光用臺灣那邊寄回來的錢，在豐順縣城湯坑路六巷買了一棟兩層小樓，把妻子曾秀萍、兒子謝定文還有孫輩們的戶口都遷了過來。一家人終于團聚，他每天早上會在院子里澆花，下午跟鄰居下棋，晚上給孫輩講當年的故事，雖然平淡，卻滿是幸福。

1996年，謝漢光在睡夢中安詳離世。臨終前，他還握著妻子的手說：“我沒辜負組織，沒辜負你，這輩子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