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會議第9天，中方通告王毅出席，只字不提美國，新的危機降臨

APEC會議在中國召開，有何戰略意義？對美國的戰略布局又將產生哪些影響？

2月1號至10號，亞太經合組織（APEC）在廣州舉辦第一次高官會及相關會議。在會議舉行的第9天，我國外交部通告，王毅外長10號出席APEC第一次高官會開幕式并致辭。

這次APEC會議選擇在中國召開，有何戰略意義呢？首先，從經濟戰略維度上看，亞太地區貢獻全球超60%的GDP、近一半的貨物貿易量，是我國最大貿易伙伴、外資來源地與對外投資目的地，可以說我國經濟與亞太深度綁定，亞太穩定繁榮直接關系中國發展的外部經濟環境。我國主辦APEC可以讓我國掌握區域經濟合作議題主導權，能夠持續推動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打破“小圈子”貿易壁壘，對沖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脫鉤斷鏈”風險，為我國商品、技術、服務、投資拓展穩定市場空間。

其次，從外交與地緣戰略維度上看，我國主辦APEC是穩定亞太戰略格局、管控大國分歧的重要平臺，本質是“以經濟合作筑牢外交基礎，以多邊機制對沖地緣風險”。我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就直言，中國擔任2026年APEC東道主意義遠超亞太范疇。當今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亞太地區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國際合作也面臨不進則退的考驗。換句話說，一場新的危機正在悄然降臨。

在這樣的背景下，APEC作為非約束性、協商一致的多邊經濟論壇，具備靈活性、包容性與非對抗性優勢，是我國開展多邊外交、主場外交的理想載體。我國可以通過主辦APEC傳遞“亞太是亞太人的亞太”“合作共贏而非零和博弈”的核心主張，抵制將經濟議題政治化、安全化，以合作為主線的主流共識，塑造對我國有利、對區域有利、對全球有利的地緣戰略環境。

另外，雖然馬朝旭副外長的話里只字不提美國，但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小院高墻”“雙重標準”與霸權行徑這些無不與美國相關。在此情況下，我國主辦APEC會議，又將對美國戰略布局產生哪些影響呢？

其一，從戰略層面看，APEC長期是美國深度介入亞太、鞏固同盟體系、維系地區主導地位的重要平臺，美國始終希望將APEC塑造為服務自身戰略利益、推行自身規則與價值觀的工具，而中國多次高質量主辦APEC并主動提出區域合作倡議，意味著美國在亞太經濟合作中的傳統主導地位被顯著稀釋，地區議程不再由單一國家單向設定，這將直接沖擊美國長期奉行的“亞太優先、美國主導”的戰略預設，迫使美國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具自主性、更強調包容性合作、更注重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亞太格局，難以再憑借同盟體系與單邊施壓輕易掌控地區合作方向。

其二，從經濟與規則競爭層面看，我國通過主場外交持續推動亞太自貿區（FTAAP）、區域互聯互通、數字經濟合作、綠色低碳標準、供應鏈韌性建設等議題，本質上是在構建一套更開放、更普惠、更適應新興經濟體需求的區域經濟框架，這與美國推動的排他性貿易安排、意識形態化經濟陣營、“小院高墻”式產業政策形成鮮明對比，中國主導形成的合作共識越廣泛、落地成果越扎實，美國以自身標準重塑亞太經濟秩序、推動對華“脫鉤斷鏈”、構建排除中國的經濟圈的難度就越大，同時也會讓美國企業面臨被排除在亞太最具活力的一體化進程之外的風險，削弱美國在亞太的市場份額、投資機會與產業鏈影響力，迫使美國在“對抗遏制”與“務實合作”之間做出更現實的權衡。

其三，從外交與雙邊關系層面看，我國主辦APEC為中美提供了最高層級、低敏感、非對抗性的互動渠道，領導人會晤、政策對話、部門溝通都可借助這一場合展開，有利于雙方管控分歧、避免戰略誤判、在氣候、經貿、宏觀政策協調、地區熱點等領域尋找有限合作空間，一定程度上為緊張的中美關系提供“緩沖帶” ，但同時也讓美國清晰認識到，中國已經具備在亞太主場開展高水平多邊外交、凝聚廣泛共識、引領地區議程的能力，不再是被動接受美國安排的參與者，這既可能推動美國更理性看待中美競爭共存的現實，同時也可能刺激美國進一步強化同盟體系、加大對華戰略圍堵，以彌補在多邊平臺上的影響力流失。

簡單點說，我國主辦 APEC 對美國的影響，并非短期外交得失，而是亞太權力結構、治理模式、合作邏輯深度轉型的集中體現，這既會推動美國調整對華戰略與亞太政策，也將深刻定義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中美關系與亞太秩序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