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爸，你這破鋪子趁早關了吧，一個月掙的錢還不夠我同學一頓飯錢。現在誰還修表啊，都用手機了。”電話那頭，兒子的聲音帶著一絲不耐煩。
我拿著聽筒，看著滿墻滴答作響的老掛鐘，慢悠悠地說：“你懂什么，這叫手藝，手藝人餓不死。”
“行行行，手藝人，”兒子在那頭笑了，“下周我帶女朋友回來，你把屋里收拾干凈點。對了，你那堆破爛里，還有沒有能放磁帶的收音機？她喜歡聽老歌，懷舊。”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應著：“有，床底下有個舊的，我給你找找。”
掛了電話，我愣了很久。磁帶……這個詞像一把生銹的鑰匙，猛地捅開了一段塵封了二十多年的記憶。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飄向了柜臺角落里那個落了灰的水晶相框。
故事要從1992年的夏天說起。
那年的夏天，熱得邪乎。我們青石鎮像是被扣在一個巨大的玻璃罩子里，太陽一出來，就把里頭的空氣曬得滾燙。街上那條明朝傳下來的青石板路，被曬得能煎熟雞蛋。街兩邊的店鋪都敞著門，吊在屋頂的“華生”牌電風扇有氣無力地轉著，扇葉上積了灰，吹出來的風都帶著一股沉悶的熱浪。
我叫王建國，那年三十一歲，不胖不瘦，性格有點像我修的那些老座鐘，沉悶，但準時。我在鎮中心開了家“精工鐘表修理鋪”，鋪面不大，是祖傳的。我爹說，王家的手藝，從清朝那會兒就有了，專給大戶人家修西洋鐘。到了我這一代，手藝沒丟，但世道變了。大家手腕上戴的，多是幾十塊錢的上海牌、寶石花牌手表，能有塊“英納格”都算是了不得的稀罕物。
我的生活就像我每天修理的鐘表一樣，規律得有些乏味。早上七點開門，掃地，給窗臺上的那盆吊蘭澆水。然后就坐在工作臺前，戴上單眼放大鏡，一頭扎進那些叮叮當當的零件里。中午老婆會送飯來，下午五點準時關門回家。日子平淡如水，但心里踏實。
那天下午，日頭正毒，街上連個鬼影子都少見。我正低著頭，用一根細如牛毛的鑷子，小心翼翼地給鎮東頭李廠長的上海牌手表更換發條。那是個精細活，手不能抖，氣都得屏著。就在我快要成功的當口，眼角的余光瞥見門口多了個影子。
那影子很瘦小，怯生生地杵在那兒，像一棵營養不良的豆芽菜。她既不進來，也不離開，就那么安靜地站著，擋住了門口一小塊刺眼的陽光。我心里有點煩，手一抖，剛夾起來的發條“嗖”地一下彈飛了，掉在地上，再也找不著。
我“唉”了一聲，摘下放大鏡，抬起頭，一股無名火就想往外冒。可當我看到那張臉時，火氣一下子就熄了。
是個姑娘。看上去十六七歲，也可能更小，因為她太瘦了，瘦得脫了相。頭發枯黃，像一團亂草，胡亂地在腦后綁著。身上穿著一件洗得發白、明顯不合身的男式藍布褂子，袖子長了一大截，松松垮垮地罩著兩條細得像竹竿的胳膊。腳上是一雙破了洞的解放鞋，能看到黑乎乎的腳趾頭。
她的臉很臟，像只小花貓，但那雙眼睛，卻干凈得驚人。很大，很黑，像兩潭幽深的井水，里面沒有一絲波瀾，只有濃得化不開的驚恐和戒備。她像一只離了群、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小鹿，警惕地打量著這個對她而言充滿危險的世界。
“有事嗎？”我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溫和一些。
她沒說話，只是看著我，干裂的嘴唇動了動，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就在這時，街對面“劉記面館”的老板老劉，光著膀子，端著一盆洗碗水“嘩啦”一下潑在街上，濺起一片熱氣。他看見了我門口的姑娘，扯著他那破鑼嗓子喊：“建國，別理她！是個啞巴，來鎮上好幾天了，臟兮兮的，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野丫頭！”
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是個啞巴。
我看著她，她聽見了老劉的喊聲，瘦小的身子明顯地瑟縮了一下，頭埋得更低了。我心里莫名地一酸。我從工作臺下的抽屜里，拿出早上出門時老婆硬塞給我當點心的半塊烙餅，餅還用干凈的紙包著。我走過去，遞到她面前。
她遲疑著，抬起頭，那雙大眼睛里充滿了不解。她看了看我手里的餅，又看了看我的臉，似乎是在判斷這是不是一個圈套。僵持了幾秒鐘后，她終于伸出那只黑乎乎的小手，飛快地抓過烙餅，然后像一陣風似的，轉身就跑了，瞬間就消失在巷子口。
我拿著空空的手，站在門口，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老劉在對面喊：“建國，你還真給她啊？你那點心留著喂狗，都比給她強！”
我沒搭理他，轉身回了鋪子。那一整個下午，我眼前總晃著她那雙驚恐的眼睛。
從那天起，這個啞巴姑娘就成了青石鎮一個游離的、不被接納的符號。
沒人知道她叫什么，從哪兒來。她就像一粒被風吹來的種子，毫無征兆地落在了我們這片土地上。她沒有家，晚上就睡在鎮子外頭那個早就廢棄的磚窯里。白天，她就背著一個撿來的破麻袋，在鎮上各個角落里翻垃圾桶，撿一些能換錢的塑料瓶和硬紙板。
鎮上的人對她的態度，像極了我們這兒的天氣，時晴時雨。
開雜貨鋪的張嬸心腸軟，有時會把店里賣不掉的發硬的饅頭或者有點蔫的蔬菜給她，但嘴里總要念叨幾句“作孽哦，這孩子看著比我家大妞還小，爹媽怎么養的”。然后又會拉過自己的女兒，教育道：“你看看，不好好讀書，將來就跟她一樣！”
更多的人，則是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她。特別是家里有小孩的，一看到她走近，就立刻把孩子緊緊拉到身后，嘴里還小聲嘀咕著“離她遠點，臟”。
孩子們的世界更直接，也更殘酷。他們不懂得什么叫同情，只覺得她是個好玩的異類。他們會跟在她屁股后面，學她一瘸一拐走路的樣子，朝她扔小石子，嘴里還編著順口溜：“小啞巴，不說話，一身泥，沒人要！”
她從不反抗，也從不哭。面對這些惡意，她唯一的反應就是抱緊懷里那個比她自己還大的麻袋，默默地、固執地加快腳步，把那些刺耳的聲音甩在身后。
我的鐘表鋪，正對著鎮上最大的一個垃圾站，所以我幾乎每天都能看見她。她總是在中午最熱，街上人最少的時候，像只瘦小警覺的貓一樣，悄無-聲息地出現。她會先在遠處觀察很久，確認安全了，才快步跑到垃圾站，用一根不知從哪兒撿來的生銹鐵絲，費力地勾著里面的瓶子。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鎮上屠戶家的兩個半大小子，仗著人高馬大，把她堵在了巷子口。他們嬉皮笑臉地搶走了她剛撿滿的一小袋瓶子，那可能是她一上午的收獲。她急得滿臉通"紅，張著嘴“啊啊”地叫，像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鵝，卻一個完整的音節也發不出來，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在眼眶里打轉。
那兩個小子把瓶子往地上一扔，玻璃瓶摔得粉碎，發出刺耳的響聲。他們在刺耳的響聲中哄笑著跑遠了，留下她一個人，蹲在滿地狼藉中。她沒有哭出聲，只是蹲在地上，伸出那雙瘦得只剩下骨頭的手，一片一片地撿起那些鋒利的碎玻璃。鋒利的玻璃邊緣劃破了她的手指，血混著泥水，一滴一滴地落在骯臟的地面上。
那一刻，我坐在鋪子里，隔著一條街，心里像被什么東西狠狠地扎了一下。我不是什么大善人，這世上可憐的人多了，我管不過來。但我爸從小就告訴我，修表這門手藝，修的是時間，看的是人心。一個人的心要是壞了，給他再準的表也沒用，因為他的人生早就亂了套。
那天晚上回家，老婆炒了兩個菜，一個醋溜白菜，一個我最愛吃的辣椒炒肉。飯桌上，我悶著頭吃飯，一句話也沒說。我老婆李秀琴是個心細的女人，她看了我一眼，問：“怎么了？今天生意不好？”
我搖搖頭，扒了兩口飯，心里總晃著那個蹲在地上撿碎玻璃的瘦小身影。我放下碗筷，沒說什么，只是默默地拿起我的那個印著“勞動最光榮”的大搪瓷飯盒，裝了滿滿一盒白米飯，然后把我碗里大部分的肉片都撥了進去，用白菜蓋好。
秀琴看著我的動作，有些奇怪：“你這是干嘛？吃不下了？”
我端著飯盒站起來，說：“我出去溜達溜-達，消消食。”
我走到店鋪后門，那兒有個不起眼的小窗臺，平時放些沒用的瓶瓶罐罐。我把飯盒嚴嚴實實地放在窗臺上，左右看了看，巷子里沒人。然后，我就像做了什么虧心事一樣，快步回家了。
那一晚，我心里有些忐忑。我不知道她會不會發現，就算發現了，以她那種受驚小鹿般的性子，敢不敢拿走？我甚至有點后悔，覺得自己多此一舉。
第二天一早，天剛蒙蒙亮，我騎著我那輛永久牌自行車到了鋪子。我沒從前門進，而是繞到了后巷。我的心跳得有點快。遠遠地，我看到后窗臺上，那個白色的搪瓷飯盒還在。我心里一沉，有些失望。
可走近了，我才發現，飯盒雖然還在，但明顯被人動過。我拿起來，感覺重量輕了很多。我迫不及待地打開蓋子，里面空空如也。不但空了，而且被刷得干干凈凈，比我老婆刷得都干凈，連一粒米、一滴油都沒剩下。
我端著那個空飯盒，站在清晨的微光里，心里一塊大石頭落了地。一種奇怪的、從未有過的滿足感，像溫暖的潮水一樣，慢慢地浸潤了我整個心房。
從那天起，這成了一個無聲的約定。
我每天晚上都會把裝滿飯菜的飯盒放在后窗臺。她總會在深夜的某個時候悄悄取走，然后在第二天天亮之前，把一個刷得干干凈凈的空飯盒悄悄放回原處。
我們倆，一個放，一個取，像兩個進行秘密接頭的地下工作者。我們幾乎沒再打過照面，更沒有說過一句話，所有的交流，都在那個印著紅色標語的搪瓷飯盒的一來一回里。
我老婆秀琴很快就發現了這個秘密。她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女人，一開始自然是埋怨我：“王建國，你可真是個活菩薩！咱家不富裕，兒子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你還天天往外送吃的！那姑娘手腳好好的，干嘛不自己去掙？”
我一邊給她捏著肩膀，一邊賠笑說：“就多個人多雙筷子的事，那姑娘看著是真可憐。再說了，咱兒子少吃兩塊肉，也餓不著。”
秀琴白了我一眼，沒再說什么。但從那天起，我發現她每天炒菜時，總會不自覺地多放一把米，多切幾片肉。有時她還會特意煮個雞蛋，或者炸個小黃魚，嘴里念叨著“給兒子補補”，但最后，那些好菜大半都進了那個搪-瓷飯盒。
時間久了，啞巴姑娘似乎對我放下了大部分的戒心。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看到我就像老鼠見了貓。有幾次我出門晚了，會在后巷的拐角處，看到她小小的身影正望著窗臺的方向。一看到我出現，她就像受驚的兔子一樣，立刻縮回黑暗里，但至少，她沒有跑遠。
我們就這樣，用一種最古老、最淳樸的方式，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平衡。她像是我們家一個看不見的成員。我甚至開始覺得，每天給她準備晚飯，是我平淡如水的生活中，一件必須完成的、且帶有某種神圣感的事情。它讓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一個修表的，還是一個能給別人帶去一點點溫暖的人。
1992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也特別冷。十月底就下了第一場雪。那年的雪下得很大，沒幾天，青石鎮就變成了一個白茫茫的世界。青石板路被雪覆蓋，又被踩實，滑得能溜冰。
一天夜里，刮著“呼呼”的白毛風，卷著雪粒子直往人脖子里灌，像刀子割一樣。我把飯盒放在窗臺上，特意用一塊舊棉布包好，希望能保溫久一點。我心里有點不安，這么冷的天，她在那個四處漏風的磚窯里，只有一堆爛稻草，怎么熬得過去？
第二天早上，我推開后門，心里猛地一沉。
窗臺上的飯盒原封未動，上面落了厚厚一層雪，像個白色的小墳包。我拿起來，棉布都凍硬了。里面的飯菜早就凍成了冰坨。
她沒來。
我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來。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寧。修表的時候，手里的鑷子好幾次都夾不穩細小的零件。老主顧李大爺都看出來了，問我：“建國，今天怎么了？丟魂了？我這表可金貴，你可別給我修壞了。”
我勉強擠出個笑，說沒事，就是沒睡好。
好不容易挨到下午五點，我匆匆關了鋪子門，飯都沒回家吃。我跟老婆說了一聲，穿上我最厚的那件軍大衣，戴上狗皮帽子，又揣了個手電筒，就一頭扎進了風雪里，朝著鎮外的廢棄磚窯走去。
雪地里，除了風聲，就只有我踩雪的“咯吱咯吱”聲，在寂靜的夜里顯得格外清晰。磚窯離鎮子有兩里地，平時看著不遠，頂著風雪走，卻感覺特別漫長。那黑漆漆的磚窯，在白色的雪地里，像個張著大嘴、要吞噬一切的怪獸。
我壯著膽子，深一腳淺一腳地走進去，沖著里面喊了兩聲：“姑娘？姑娘？你在嗎？”
沒有回應，只有我的回聲在空曠的窯洞里回蕩。我心里涼了半截，想著她是不是已經走了，或者出了什么意外。我打開手電筒，一道昏黃的光柱刺破了黑暗。我四處照著，窯洞深處，那個她平時睡覺的角落里，一堆爛稻草上，好像有個蜷縮的身影。
我趕緊跑過去，是她！
她雙眼緊閉，臉燒得像一塊紅炭，嘴唇干裂起皮，上面還結著血痂。她渾身滾燙，像個小火爐。我伸手探了探她的額頭，燙得嚇人。
“壞了，這是發高燒燒糊涂了。”我心里一急，也顧不上什么男女有別了，立刻脫下自己的軍大衣，把她瘦小的身子裹得嚴嚴實實，然后把她背了起來。她太輕了，背在身上幾乎感覺不到重量，就像背著一捆被雪打濕的干柴，輕得讓人心疼。
我把她背回我的店鋪。鋪子里間有個小床，是我午休用的。我把她小心翼翼地安頓在床上，給她蓋好兩床被子。然后我跑到鎮上唯一的衛生所，把已經睡下的張醫生給敲了起來。我連說帶比劃，抓了點退燒藥。
回到鋪子，我把藥片碾成粉末，混著熱水，用小勺子一點一點地撬開她的嘴唇，喂了下去。
那一晚，我沒回家。我就守在床邊，每隔一會兒就用濕毛巾給她擦擦額頭和手心。后半夜，她的燒漸漸退了，呼吸也平穩了許多。天快亮的時候，她長長的睫毛動了動，然后，慢慢地睜開了眼睛。
她睜開眼，眼神里充滿了茫然。她看著陌生的天花板，又轉頭看到了坐在一旁椅子上打盹的我。她的眼神瞬間從迷茫，變成了驚訝，最后化為了深深的驚恐。她猛地坐起來，就要下床，動作激烈得差點從床上摔下去。
“別動，別動！”我趕緊站起來按住她，“你發高燒了，現在沒事了。”
她愣住了，呆呆地看著我，又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被子，和這個溫暖的小屋。過了一會兒，那雙大眼睛里，慢慢地、慢慢地蓄滿了淚水。那淚水不像是我見過的任何一種，不帶聲音，也不帶表情，就是那么安靜地、大顆大顆地往下滾，像是兩條解凍的小河，淌過她臟兮兮的臉頰。
她下了床，走到我面前。然后，對著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她的腰彎成了九十度，像一把折尺，久久沒有直起來。那個瞬間，我感覺自己不是救了一個人，而是被一個靈魂，用它最莊重的方式，致以了最高的敬意。
那次生病之后，她對我的態度，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她依然住在那個破磚窯里，依然每天背著麻袋撿廢品，但她不再像以前那樣，刻意地躲著我。有時候我會在鋪子門口看見她，她不進來，就遠遠地站著，等我看到她，她會對我露出一個淺淺的、帶著點羞澀的笑。
那是我第一次見她笑。她的嘴角有兩個小小的梨渦陷下去，像一朵在苦水里浸泡了很久之后，終于鼓足了所有勇氣，努力綻放的小花。那一笑，讓她整張臉都生動了起來。
她開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報”我。
那不再僅僅是一個刷干凈的飯盒。有時候，我早上來開門，會發現門口碼著一小捆拾掇得整整齊齊的干柴，足夠我回家燒一頓飯。有時候，后窗臺上，飯盒旁邊會多出幾個她從山里采來的、酸酸甜甜的野果。
有一次最特別。那天是我的生日，三十二歲了。秀琴給我煮了長壽面，臥了兩個荷包蛋。我照例給她也盛了一大碗，還特意多加了一個雞蛋。我當時想，她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就當是也給她過個生日吧。
第二天早上，我在窗臺上發現，那個被她吃得干干凈凈的空飯碗旁邊，靜靜地放著一個用青草編的小螞蚱。螞蚱編得活靈活現，只有我拇指大小，兩根長長的觸須微微翹著，兩條有力的后腿蜷著，好像我一碰它，它就會立刻跳起來。
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心里涌起一股無法言喻的暖流。一個不會說話的姑娘，用她那雙撿垃圾、刨泥土的手，為我編織了一個小小的、充滿生命力的童話。
我把那個草編螞蚱帶回了鋪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柜臺的玻璃板下面，壓在我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每當有顧客來，或者修表修得眼睛累了，我都會忍不住看它一眼。看著它，我就覺得心里特別踏實。
日子就像我鋪子里那些鐘表的指針，一圈一圈，不緊不慢地走著。春天，她會送來幾枝不知名的小野花。夏天，是幾個野果。秋天，是一小捧炒熟的栗子。冬天，是一捆干柴。她的禮物從不貴重，卻都帶著大自然的氣息和她笨拙的、真誠的心意。
我甚至開始認真地幻想，也許等她再大一點，我可以托人給她找個輕松點的活，比如在哪個廠里做點雜活，總比撿垃圾強。或者，讓她在我鋪子里學點手藝，女孩子心細，學這個正合適。我老婆秀琴甚至不止一次開玩笑說：“王建國，干脆收她當個干女兒算了，我看這孩子心眼好，就是命苦了點。”
我以為，這樣的日子會一直持續下去。我以為，她會像鎮上那棵老槐樹一樣，成為我生活中一個習以為常的存在。
我錯了。
1993年的秋天，鎮上的桂花開得正香，滿世界都是甜絲絲的味道。一個很普通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樣，把裝了前一晚剩菜的飯盒放在后窗臺上。可是，第二天早上，我來開門的時候，發現飯盒原封未動，飯菜早就被秋風吹得冰涼。
我的心，一下子就懸了起來。
我以為她又生病了。我甚至沒開鋪子的門，就直接鎖上，跑到鎮外的磚窯去找她。窯洞里空空如也，那堆她睡過的爛稻草還在，但已經沒有了人的溫度。我喊了她幾聲，只有回音。
我找遍了整個青石鎮，問遍了所有可能見過她的人。面館的老劉說沒看見。雜貨鋪的張嬸說，好像前天看到有個外地的戲班子在鎮上經過，敲鑼打鼓的，特別熱鬧，“她會不會是覺得好玩，跟著走了？”還有人說得更難聽，說肯定是被人販子拐走了，“這種無依無靠的啞巴姑娘，最容易被那些沒人性的東西盯上。”
她就這么消失了。和她來時一樣，突如其來，無聲無息，沒有留下一句話，一個字。
我報了警，鎮上派出所的老警察記錄了一下，搖著頭說：“連名字、年齡、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怎么找？大海撈針啊。”
我找了很久，甚至托去縣城辦事的親戚幫忙在車站、碼頭打聽，但都石沉大海。偌大的世界，找一個連名字都不知道的啞-巴姑娘，真的比大海撈針還難。
時間一長，大家慢慢就淡忘了這個曾經出現在青石鎮的啞巴姑娘。她就像一陣風，吹過，就沒了痕跡。
只有我，每天看著那個干凈的空飯盒，心里就像被挖走了一塊，空落落的。那個用草編的小螞蚱，也漸漸在柜臺的玻璃板下失去了原有的翠綠，變得干枯，發黃，像一段被風干的記憶。
時間是最好的療傷藥，也是最無情的刻刀。
二十多年，彈指一揮間。青石鎮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高樓像雨后的春筍一樣拔地而起，取代了低矮的平房。那條承載了我童年記憶的青石板主街，也被寬闊平坦的柏油馬路覆蓋。我的鐘表鋪，成了這條日新月異的街上最“格格不入”的古董。
鋪子里的生意，也隨著時代的洪流，江河日下。先是石英表，然后是電子表，最后是手機。人們不再需要一個專門的物件來看時間了。我的手藝，從一門養家糊口的本事，變成了一種無人問津的“懷舊”。也就是靠著一些念舊的老街坊、老主顧，來修修補補那些有紀念意義的老物件，勉強維持著。
我也從一個頭發烏黑、身板挺直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兩鬢斑白、眼角爬滿皺紋的中年人。
兒子王博考上了省城的大學，畢業后就留在了那里，在一家大公司上班，一年也難得回來一次。他總在電話里勸我關了鋪子，去城里跟他一起住，說那里的生活才叫生活。我總是搖搖頭，舍不得。這里有我一輩子的根，有我和他媽的回憶。
幾年前，秀琴生病走了。一場感冒引發的肺炎，來得快，去得也快。這個曾經為我擋風遮雨的女人，就這么離開了我。從那以后，這間小小的鐘表鋪，就成了我唯一的伴。日子像鋪子里那面老掉牙的掛鐘，指針每走一格，都伴隨著一聲沉悶的“滴答”，規律，卻也寂靜得讓人心慌。
那個啞巴姑娘，早已成了被壓在記憶箱底的一張泛黃的舊照片。我甚至快要記不清她具體的樣子了，只模糊地記得那雙又大又黑的眼睛，和那個干枯的草編螞蚱。
直到那天下午。
郵遞員小李騎著他那輛刷著綠色油漆的二八大杠自行車，捏著剎車，在我的鋪子門口停下。他從后座一個大郵包里，吃力地拖出一個半米見方的大紙箱子。
“王叔，有你一個國際包裹！”他抹了把汗，喊道。
我正戴著老花鏡看報紙，聞言愣住了。“國際的？你沒搞錯吧？送錯人了吧？”
“沒錯，地址是這里。從美國紐約寄來的，您看這上面全是洋碼子。”小李把那個大紙箱子吃力地遞給我，我一接手，差點沒抱住，沉得很。
“重得很，您簽個字。”
我滿腹狐疑地在簽收單上寫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活了五十四年，別說美國，連省城都沒去過幾次。我在海外沒有任何親戚朋友，誰會從那么遠的地方給我寄東西？
我把包裹搬進屋里，放在地上，圍著它轉了好幾圈，像是在研究一個天外來客。箱子上貼滿了花花綠綠的郵票和各種看不懂的海關單據。在寄件人那一欄，只有一個非常娟秀的、像是花體字的英文簽名，我辨認了半天，覺得像是兩個字母——“Y.Y.”。
Y.Y.？這是誰？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個所以然來。是兒子給我寄的？不對，他在省城，再說他也不會用英文簽名。
我坐在小板凳上，盯著這個從天而降的神秘包裹，心里充滿了疑惑和一絲莫名的緊張。這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是惡作劇？還是真的寄錯了？
我找來一把剪刀，手都有點抖。我小心翼翼地沿著箱子頂部的膠帶劃開。隨著“刺啦”一聲，一股淡淡的、非常好聞的香氣從箱子里飄了出來。
我深吸一口氣，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一把掀開了紙箱的蓋子。
我里面的東西讓我當場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