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共和談，李濟深勸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切聽毛主席的！

文/馬志晗

隨著解放戰爭勝利成果不斷擴大，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岌岌可危。美國政府判斷國民黨敗局已定而不愿繼續提供軍事援助，國民黨內桂系勢力等趁機以“和談”旗號逼蔣下臺。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發表“求和聲明”，企圖拖延時間、伺機反攻。對此，毛澤東于1月14日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明確提出八項和平條件，強調中共愿在此基礎上和談。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甫一就任代“總統”，便宣稱“決心以最高之誠意，盡最大之努力，務期促成和平之實現”。他為了解中共對和談的態度，將目光投向處于國共之間的民主人士；中共為早日實現全國解放，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也重視動員民主人士的力量。因此，在國共兩黨的共同注視下，民主人士活躍在1949年和談前后，為實現真正和平、完全勝利而努力。

一、民主人士對于國共和談的政治選擇

作為一種政治稱號，民主人士特指參加人民民主運動的某些有黨派或無黨派的黨外人士，中共的認定條件主要有：一是建國前參加過人民民主運動（包括起義在內）或建國前采取善意中立態度而在建國后參加人民民主運動；二是在中間階層或民主黨派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解放戰爭時期，民主人士主要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利益，曾提出有“中間路線”的主張，是國共兩黨之外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絕大多數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傾向中共，他們批判國民黨政府“竊權賣國、偽裝民主”。“求和聲明”發出后，這部分人看破了國民黨的陰謀，嚴正聲明“革命必須貫徹到底”；但也有少數人對國民黨的話術懷有幻想，重提“中間路線”，希望借和談來增強政治影響力。中共對此明確加以批判：“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強調民主人士必須回答“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的問題。同時，中共對國民黨蒙蔽利用少數民主人士的企圖洞若觀火，指出其目的是“企圖欺騙人民，分化各民主黨派，破壞在我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協商會議，阻止我軍渡江南進”。

《關于時局的聲明》發表后，除極少數國民黨反動派的死忠，絕大多數民主人士都堅定表明革命的立場。1月22日，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代表及無黨派人士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全民主統一戰線上的戰友，務須一致團結，采取必要行動，堅決執行人民的公意，而使這八項和平條件迅速地全部實現”。民主人士鄭重表明了擁護中共、支持革命的政治立場，對內部不為中共所容忍和不為革命所接受的主張進行統一清算，并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整體切割。處于國共兩黨之間的“第三方力量”已然整體成為革命陣營的一大部分。

◆1949年2月，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于南京機場合影。前排左起：童冠賢、吳鐵城、于右任、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

民主人士在和談中支持中共是歷史和現實的共同選擇。軍事上，解放戰爭勝利大局已定，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武裝力量基本被摧毀，求和只不過是“爭取時間，讓反革命殘余勢力在大江以南或邊遠省份作最后掙扎”，自身并未掌握足夠軍事武裝的民主人士在逐漸清晰的革命局勢下積極向中共靠攏。政治上，國民黨長期對民主人士進行政治壓迫，尤其在抗戰勝利以后加強獨裁、發動內戰，使其更加失去支持；而中共的統戰政策獲得民主人士的認同，“五一”口號得到支持和擁護，許多民主人士與中共有著長期的友好合作關系，并且中共強調“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幫助大批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區。因此，不論是出于政治因素還是軍事因素，歷史條件還是現實條件，民主人士都選擇了中共。

二、民主人士在國共正式和談前的行動

為促進真正和談，國共雙方都重視民主人士的溝通聯絡作用：國民黨政府委托一些民主人士來解放區探聽中共對于和談的態度，中共通過民主人士向國民黨高層傳遞愿意談判的和平信號。同時，民主人士積極幫助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批判揭露國民黨“求和”真面目，在輿論上形成了有利于中共的形勢。

1949年1月，李宗仁就任代“總統”后，一面致電毛澤東表示接受八項和平條件，希望兩黨能夠捐棄前嫌，準備開始談判；一面聯絡在上海的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試探共產黨對和平呼吁的反應”。當時身處上海的有宋慶齡、張瀾、黃炎培、章士釗等人士，李宗仁實際是想爭取到他們的支持并以之促使中共放棄渡江；之后，他又擬派代表團前往北平商談南北通郵通航事宜，亦是想利用民主人士探聽情報，并為國民黨茍全勢力籠罩和平的面紗。國民黨的用心昭然若揭，馬敘倫、許廣平等聯名發表《告上海同胞書》，針鋒相對地揭露南京政府假和平的圈套，呼吁上海人民響應八項和平條件。最終，李宗仁召集到顏惠慶、章士釗、江庸、邵力子四人參與上海和平代表團，上海的民主人士認為代表團“主要任務是使在北平的共產黨領導人認識人民的苦難以及實現和平的迫切需要”，而不是替國民黨政府粉飾形象、搜集情報。

中共重視北上的代表團。葉劍英、董必武、聶榮臻等人先后在公共宴會或私下場合與代表團成員進行交流，展現中共爭取真正和平的誠意。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們也熱切希望代表團勸說李宗仁與蔣介石決裂，爭取用北平方式實現和平。對于代表團在北平的活動，李宗仁表示肯定，認為“前景越來越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共在談判條件、談判后新政協的召開與新政府的成立等具體方面也重視民主人士的意見和態度。談判條件中的內戰罪犯名單是中共同許多民主人士共同商量擬定的，沈鈞儒認為其完全符合法律要求；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親自邀請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共同討論和談問題，聽取各方的建議；對于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中共表示“南京政府參加新政協及參加聯合政府之人選，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與南京政府商定之”，并通過代表團和其他渠道將主張告知國民黨政府。

《告上海同胞書》是民主人士公開發聲批判國民黨、擁護共產黨的一個典型。當時不論是已在解放區還是仍在香港等地（包括正在北上途中）的民主人士，都紛紛在報刊雜志上公開聲明，其所形成的輿論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共政治和軍事斗爭。

到達解放區的民主人士直觀感受到不同于國民黨統治下的生機與活力，更加堅定地站在中共一邊。1949年1月7日，在河北李家莊的民主人士田漢、吳晗等人致電在哈爾濱的李濟深、沈鈞儒等，表示對于國民黨提出的和平談判必須認清三點：“革命必須貫徹到底”，“人民民主專政，絕不能容納反動分子”，“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動，通力合作”。這體現出民主人士已經形成成熟統一的判斷。之后，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20人相繼在東北歡迎會上發表演說，一致痛斥國民黨的假和平陰謀，主張在中共領導下把革命進行到底。

◆李濟深

李濟深是當時民主人士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素以“反蔣”著稱，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軍政人物。桂系在國民黨黨內得勢后就想到游說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還托黃紹竑給當時身處香港的李濟深送去親筆邀請信（此時李濟深已經秘密北上解放區了），希望他和民革成員一同回到國民黨政府，壯大和談聲勢。但李濟深不為所動，他一方面響應中共邀請北上，公開用行動支持中共；另一方面積極策動地方起義，表示“無論南京的文武官員，只要他們能及時起義，有行動表現，我們都歡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重視李濟深對和談的幫助作用，在上海和平代表團到來后指示：“如果四人問及李濟深時，可告訴他們，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來北平。并勸四人多住幾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談談。”李濟深沒有辜負中共的期待，2月25日他抵達北平之后，便積極與上海和平代表團進行溝通。除顏、章、江、邵四老外，代表團中還有李宗仁安排的聯絡員——原桂系在香港工作的立法委員黃啟漢。李濟深找到這位老相識直言：“你告訴德鄰（李宗仁）和健生（白崇禧），要他們一切聽毛主席的，就什么事情都好辦了。”李濟深的態度，代表著民主人士對于國共和談的態度。

三、民主人士在國共和談期間的努力

在多方關注下，1949年4月1日，國共兩黨和平談判在北平正式開始。經過近半月的談判協商，4月15日，中共將國內協定最后修正案提交給國民黨代表團，由其轉至南京；但協定最終被國民黨政府所拒絕，4月20日和談破裂。在此期間，李濟深、黃炎培等民主人士為國內和平協定的擬定建言獻策，并努力幫助爭取國民黨政府同意國內和平協定。

中共及時將國共和談的進展情況告知民主人士，并征求他們的意見。周恩來在談判期間先后向民主人士進行了五次報告，在17日的報告中提出：實現國內和平協定用和平方法比戰斗還要忙，要大家幫助，希望各民主人士在小組討論或座談會中提出意見。毛澤東也邀請了部分民主人士討論相關事宜：4月2日，單獨和李濟深就與南京代表團的和談問題、籌備新政協會議問題和外交問題等充分交換了意見；3日，邀請李濟深、沈鈞儒、黃炎培、譚平山、馬敘倫等各民主黨派代表共同會談國共和談的經過文件與今后方針；指示在和談期間應該“舉行各黨派代表人物（十人）的會議一次” ，以讓各方意見得到充分體現和相互交流。民主人士認真閱覽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在座談會上表態：對國內和平協定草案可作部分修改，但在渡江接收國民黨政權、改編反動軍隊這些原則問題上不能修改。中共明確肯定了民主人士的貢獻：“協定全文為八條二十四款，不僅采納了南京代表團方面的意見，各民主黨派的領袖人物亦從旁積極提供了意見。”

◆北平和談期間留影（左起：楊尚昆、邵力子、章士釗、顏惠慶、江庸、周恩來）。

各民主人士也主動利用私人關系幫助傳遞中共主張。在國民黨代表團來到北平當天，民主人士在北京飯店就舉行會議，共同商討兩項事宜：一是“宣言推中共領銜，余各簽署原稿，交中共酌定先后名次”，二是“會商對今日來平之南京和談代表如何應付”，以此定下應對和談的基調。李濟深在和談開始前就致電過黃紹竑，“要他幡然覺悟，站到人民的一邊來，幫助敦促李宗仁、白崇禧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以贖前愆而獲人民寬容”；為說服桂系下決心轉向革命一邊，李濟深又于4月6日委派朱蘊山、劉仲容兩名民革成員前往南京，當面向李宗仁、白崇禧說明利害關系。黃炎培也專門拜訪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轉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意志主張，真誠勸告代表們能夠轉告國民黨政府同意和談條件。

國民黨代表團中有多位人士都與中共有較為友好的關系或傾向與中共達成和平協定。邵力子曾在國民黨黨內公開主張無條件投降；盧郁文在八項和平條件公開后提出了“組織聯邦政府、組織聯合政府、劃江而治”三種和平方案并草擬了爭取和談的議案。他們在代表團內部營造出了配合中共和民主人士的主和氛圍，影響著代表團對國內和平協定的態度。在中共領導人真誠表示善意和民主人士從旁勸告的共同作用下，作為首席代表的張治中也愿意勸說國民黨高層在和平協定上簽字，表示“相信當這個協定變成正式簽訂的文件時，對全國人民、對各民主黨派、對一切民主力量，他們聽到了，一定歡欣鼓舞”。

四、民主人士在和談破裂后的工作

盡管中共和民主人士都希望國民黨能夠同意國內和平協定，但最終南京國民政府拒絕簽字，和談破裂。4月21日，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發出，渡江戰役打響，解放軍迅速擊潰長江防線，于23日就占領了南京。民主人士此時配合中共，一是幫助勸告國民黨和談代表留在北平，二是在政治輿論上擁護解放軍進軍，三是繼續爭取李宗仁等國民黨勢力并推動地方起義與和平解放。

◆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席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團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

和談破裂后，國民黨和談代表沒有第一時間返回南京，而渡江戰役后他們面臨著是去是留的尷尬局面。中共希望他們可以留下，周恩來真誠地對張治中說：“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個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了。”民主人士也紛紛出言相勸，表示代表團可以“向國民黨政府表示仍留在北平繼續為和平努力，并爭取何應欽、李宗仁不要與蔣介石合流”，既名義正當，又可分化反動勢力。邵力子是代表團中第一位明確表示留在北平的，并和章士釗等一同力勸其他人留下，特別是勸告因首席代表身份而想返回復命的張治中。最終，不論是本就心愿留下的邵力子、章士釗，還是在邵、章二人影響和旁人勸說下決定留下的劉斐等人，或是原本因首席代表身份有所猶疑但因眾人誠意相勸且親眷被安頓好而無后顧之憂的張治中，都選擇留在北平，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號召。

在渡江戰役打響當天，各黨派團體和民主人士代表會議在北平舉行，周恩來代表中共作了《關于南京政府拒絕和談及時局的發展》的報告，陳述中共為和平所作努力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自取滅亡。4月23日，由李濟深領銜，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聯合發表了擁護人民解放軍進軍命令的聲明，贊揚國內和平協定“公允合理，有利于人民與國家，使南京反動勢力下有正義感之愛國人士能獲得參加民主和平新中國建設之機會”。民主人士與中共所想是一致的，隨著渡江戰役正式打響，關心的重點從政治談判轉到軍事斗爭上來了。

雖然和談最終破裂，但中共并不放棄爭取國民黨黨內愿同蔣介石分裂的力量。對桂系，中共態度真誠且明確：“只要桂系今后行動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業及能達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們是不會拒絕他們的。”并且中共通過黃啟漢等人士多次向李宗仁伸出非官方的和平觸手，希望能夠爭取其打出“反蔣”旗號。李濟深等同國民黨敵方將領有著密切關系的民主人士積極配合中共進行政治和軍事上的策反活動。李濟深告誡廣西地方派此時“不如從中起義，桂省可不抗而定，即能立功，又可免戰禍，地方亦不致糜爛”，成功策動靖西起義；張治中利用自己曾主政西北的影響力，有力推動新疆地區的和平解放；傅作義受中共委托，前往綏遠促進綏遠和平解放；劉斐等人聯合當時在香港的龍云等國民黨要員，共同發表《我們對于中國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與主張》，表示與國民黨反動派決裂，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這些行動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解放全中國的進程，為減少戰爭損失、奪取全國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解放戰爭時期，民主人士是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對于國共兩黨來說都是必須爭取的對象。最終民主人士選擇中共，既是國民黨失民心，也是共產黨得民心——中共長期堅持的統戰工作展現出重要成果。建國后，民主人士繼續活躍在政治領域，通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等方式為新中國的建設發展貢獻著獨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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