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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黨組織建制,伴隨土地革命戰爭的推進多次調整,其省級領導機構中共鄂豫皖省委,歷經組建、轉移、留守重建等階段,最終在三年游擊戰爭中完成歷史使命。高敬亭是鄂豫皖蘇區留守階段重建省委的最后一任書記,這一職務的產生,與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撤、紅二十五軍長征的歷史節點直接相關,也是大別山蘇區在極端困境中維持組織存在、堅持武裝斗爭的必然選擇。
鄂豫皖省委的正式建制始于1932年1月,在鄂豫皖省第一次黨代會上選舉產生,沈澤民任首任書記。此時蘇區處于鼎盛期,紅四方面軍為核心武裝,根據地覆蓋鄂東北、豫東南、皖西大片區域。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被迫撤離鄂豫皖,蘇區形勢急劇惡化,沈澤民率省委機關留守,重組紅二十五軍維持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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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沈澤民在病痛與戰事壓力下病逝,徐寶珊接任省委書記,繼續領導蘇區與紅二十五軍作戰。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遵照中央指示,率紅二十五軍主力以“北上抗日先遣隊”名義西征,脫離鄂豫皖蘇區,進入鄂豫陜邊界開辟新區域,原省委機關隨軍行動,后改組為鄂豫陜省委,鄂豫皖本地的省級黨組織出現真空。
紅二十五軍西征前,省委召開常委會,明確由皖西北道委書記高敬亭留守,負責重組武裝、恢復地方組織,堅守大別山根據地。1935年初,高敬亭在皖西地區重建中共鄂豫皖省委,自任書記,這一機構是鄂豫皖蘇區本土最后一屆省級黨委,也是土地革命時期該區域建制的最終形態。高敬亭的任職,并非中央直接任命的常規換屆,而是戰爭環境下臨危受命的應急安排,其核心職責是在國民黨軍持續“清剿”、與中央和上級組織失聯的狀態下,維系黨的組織體系、指揮武裝力量、保護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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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主政鄂豫皖省委期間,面臨的生存環境極為惡劣。國民黨軍調集重兵對大別山實施分區“清剿”,推行碉堡封鎖、移民并村、保甲連坐,蘇區中心區域淪為無人區,糧食、兵員、藥品極度匱乏,交通與通訊完全中斷。高敬亭以重建的紅二十八軍為軍事支柱,省委機關隨部隊游擊轉移,無固定辦公地點,組織運轉依托秘密交通線、便衣隊與基層黨組織聯絡。
省委的核心工作集中于三方面:一是整合分散的紅軍游擊隊、赤衛隊,統一軍事指揮,避免被敵軍各個擊破;二是恢復縣級、區級秘密黨組織,維持群眾動員與后勤支援;三是制定游擊策略,以小規模機動、夜間襲擾、山地周旋為主要方式,避免與敵軍主力正面決戰。
這一時期的鄂豫皖省委,已不具備鼎盛期的行政管轄能力,更多承擔軍事領導與組織核心的功能。高敬亭堅持不離開大別山核心區,拒絕分散突圍或向其他蘇區轉移,以金寨、新縣、岳西一帶為中心,在三省交界的山區輾轉作戰。省委直接領導紅二十八軍軍政工作,同時指揮鄂東北、皖西北兩道委的地方武裝,建立起多層級的秘密游擊根據地。在近三年時間里,這支力量多次挫敗國民黨軍的大規模“清剿”,保留了數千人的武裝力量,守住了大別山的革命支點,也為后續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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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南方紅軍游擊隊開始整編。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及紅二十八軍停止游擊作戰,接受改編。高敬亭率部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隨后紅二十八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開赴皖中抗日前線。隨著軍事編制調整與抗日根據地建設的推進,原鄂豫皖省委建制不再保留,其職能由新的邊區黨組織承接,鄂豫皖省委的歷史正式終結。高敬亭作為最后一任書記,其任職周期覆蓋鄂豫皖蘇區土地革命斗爭的最后階段,是這一區域黨組織從正規蘇區建制向游擊組織過渡的關鍵人物。
從歷史脈絡看,鄂豫皖省委的歷任書記中,沈澤民、徐寶珊對應蘇區鼎盛與主力轉移階段,而高敬亭對應留守游擊階段,其重建的省委是該建制的最終形態。他的工作以生存與堅守為核心,沒有宏大的政權建設場景,更多是殘酷環境下的組織維持與軍事斗爭。這段歷史沒有理想化的敘事,只有極端條件下的現實抉擇,高敬亭以本土領導者的身份,完成了省委在蘇區末期的歷史任務,讓鄂豫皖的革命火種在大別山持續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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