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項英要求剝奪毛主席軍權，主席：我身體不好，服從組織決定

1931年深秋，贛南夜風已透著寒意。此時的中央蘇區卻因接連取勝而顯得火熱，一部分指揮員甚至開始暢想“席卷南昌”。就在這樣的氣氛里，一場圍繞軍事指揮權的爭執悄悄醞釀，最終在1932年10月爆發為寧都會議。

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紅軍主力擴編到五萬余人，聲勢空前。蔣介石判斷：再拖下去，蘇區勢必坐大。1932年6月，他自任總司令，調集十六個師，企圖用“鐵桶”方式一口吞掉中央蘇區。毛澤東、朱德隨即抓住敵之弱點，在宜黃、樂安連續兩仗擊破進攻之翼。兩役殲敵萬余，為第四次反“圍剿”開了好頭。

然而，勝利信息傳到瑞金，蘇區中央局卻氣氛凝重。王明從上海轉來的“左”傾方針，強調“先取中心城市”，要求紅軍北上攻南城。南城周邊已有敵軍三個師固守，毛澤東判斷硬攻只會白白流血，于是主張先撤至東韶休整“釣魚”。這份不同意見，被部分領導解讀成“抗命”。

9月底，蘇區中央局電令前線主要負責同志赴寧都述職。周恩來臨行前再三叮囑隨行人員：“少說空話，多帶材料。”會議10月3日開場，項英一上來就舉起“路線”大旗，炮聲隆隆指向毛澤東。他的邏輯簡單：中央有指示——前線沒執行——必有右傾。

周恩來插話讓語速慢一點，企圖把討論拉回實戰層面，卻被項英一句“抗命事實俱在”頂回去。毛澤東的長槍此刻安靜地放在墻角，他本人也只是把帽沿壓得更低。直到大家輪番發言后，他才站起：“不符合實際的命令，難以保證勝利。我軍主力難攻設防堅固之城，這不是泄氣，是尊重規律。”說完，他又補了一句孔孟意味十足的古語：“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項英沒有接茬，反而提高聲調：“要深挖主觀，紅軍歷來逢敵必克，怎會打不下來南城？問題在人！”幾位后方委員順勢附和，形勢急轉直下。朱德插不上話，周恩來也只能反復做減壓式斡旋。毛澤東看得很明白，繼續爭辯只會讓局面僵死，于是平靜開口：“我身體有恙，痰中帶血，懇請組織批準暫時離職休養，一切聽中央安排。”這番話等于主動交出了話語權，會議由此迅速表決——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調后方。

會議結束那晚，寧都縣城燈火闌珊。傳達室的老兵回憶：“委員們散了，毛委員獨自走在前頭，燈影把他的背影拉得老長。”第二天晨霧未散，毛澤東已踏上去長汀的路。表面是“治病”，實則被“雪藏”。

福音醫院的石灰墻陰冷，他的病歷上寫著“疑似肺結核”。真實病情到底幾成，醫生說不準，但精神上的壓抑卻肉眼可見。醫院偏僻，他索性搬到上杭云石山的云山寺。荒寺瓦片殘缺，暮鼓聲被風吹得格外孤單。陪同的賀子珍多年后憶及那段日子：“他白天讀古書，夜里咳得坐起。沒人敢打擾他，氣氛讓人喘不過氣。”

有意思的是，云山寺時期恰恰成為毛澤東反思戰略的關鍵階段。戰爭筆記、敵軍態勢圖，鋪滿一張破木桌。趙和尚砍柴路過時，常聽見他低聲自語：“兩條道路，非走不可。若照硬碰，紅軍必被‘鐵桶’擠死；若避實擊虛，還能調動敵人。”趙和尚聽不懂，只回一句：“善哉。”場景頗有禪機，卻孕育著下一次戰場突圍的思考。

而在前線，由于缺乏靈活機動思想，紅軍相繼丟失樂安、石城等要地。中央蘇區腹地受威脅，臨時中央這才發現問題嚴重。1933年春，迫于形勢，毛澤東被召回指揮。可惜時機已逝，敵軍已修碉堡圍困，埋下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和長征的伏筆。

多年后，一位寧都會議與會者回憶當晚情形，仍帶幾分歉意：“那時太年輕，以為有文件就能取勝。沒想到自己把手中最鋒利的劍放進了鞘里。”他指的便是被“剝奪軍權”的毛澤東。

值得一提的是，寧都會議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毛澤東與中央的關系。1934年初，周恩來在贛州與毛澤東徹夜長談，兩人達成一個共識——前線用兵必須結合地形與兵力，而非教條套用。周恩來隨后不斷為毛澤東“補位”，在政治局內力爭“需要彈性”。這也為后來遵義會議奠定了人事與輿論的鋪墊。

再回頭看寧都會議，它既是一次路線爭論，也是蘇區內政治斗爭的縮影。剝奪軍權的決定沒有動搖毛澤東的戰略自信，卻在組織層面讓紅軍為下一步付出高昂學費。兩年半后，遵義會議糾偏成功，毛澤東重新掌舵中央紅軍，寧都會議的教訓才算正式寫進黨內文件。

歷史不以個人恩怨為轉移，但個體的坎坷往往隱藏著經驗的弧線。1932年的“剝權”與1935年的“再出山”，時間跨度僅千余日，中間卻橫亙生死征程。寧都會議像一面鏡子，映出教條與實事求是的尖銳對立；更像一把刻刀，讓一位軍事家在風雨中磨去棱角、凝成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