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孔東梅向中央發出求救信，賀子珍的戰友劉英給予幫助

1976年9月9日清晨，北京城還籠在秋霧里，李敏被電話鈴聲驚醒。對面只說了一句：“主席走了。”電話那頭噗嗤一聲就掛斷。她愣了半晌，淚水瞬間模糊了視線。對于旁人，這是一條國家大事的噩訊；對她，卻是失去父親的錐心疼痛。從這天起，李敏的健康像被抽走支柱，忽然就垮了下來。

上世紀八十年代，李敏與丈夫孔令華調離部隊，在北京西郊一處老舊筒子樓安了家。房子不大，樓道里常飄著煤氣味。她不愛張揚，從不肯向組織開口提要求。鄰居們偶爾聽說“那位大姐是毛主席的女兒”，總要悄悄議論，可李敏只是笑笑，買完菜提著兩根蔥就上樓。她始終記得父親叮囑的“普通勞動者”四個字。

1990年之后，李敏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青年時期在蘇聯闖蕩摔傷的腰椎，此刻成了頑疾；高血壓、糖尿病接踵而至。治療費用像漏水的口袋，怎么補都不夠。她把能賣的舊物一件件處理，甚至連當年父親寫給自己的幾封家書，也被小心翼翼放進抽屜深處，不忍再翻。她對女兒孔東梅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咱不能麻煩組織。”

可生活不會體諒清高。1998年冬天，李敏再度腦供血不足，被緊急送入宣武醫院。主治醫生搖頭：“必須長期住院，藥得跟上。”出院結算那天，欠費單擺在柜臺上，數字刺眼。孔東梅刷盡銀行卡，仍差兩萬余元。她咬咬牙去典當店抵押了結婚時母親送的金鐲子。回家后，她在日記本上寫了一行字：不能再等了。

1999年初春的一個深夜，孔東梅攤開空白信紙，幾經猶豫，終于落筆——“敬愛的中央領導同志：我媽媽李敏，現病情危急……” 她用最平實的語言陳述醫療費用、居住條件、日常開銷，末尾又寫道：“我們愿意再艱苦，只求母親能得到及時治療。”寫完信，她反復看了三遍，生怕哪里措辭冒失。

信寄出的第三天，意外的電話打了進來。電話那頭，是已經八十高齡的劉英。電話里，她聲音洪亮：“孩子，別怕，有困難就說。”劉英年輕時在瑞金做中央婦女部長，與賀子珍同在中央蘇區浴血奮戰。長征路上，她們一起抱著孩子跋山涉水，結下生死情誼。劉英一直把賀子珍的后人當作自己的親人，這封求助信擊中了她的心事。

劉英找到中央組織部門，直言“老首長的后代不該為醫藥費發愁”。很快，國務院的一位分管人事的領導親自撥通了孔東梅家里的電話。那天傍晚，窗外落著小雨，電話鈴聲顯得格外清脆。領導的開場白簡潔：“小孔同志，不用擔心，組織會負責到底。”短短幾句話，卻像及時雨，澆散了一家人的郁結。

隨后的程序并不復雜。市衛生局為李敏開辟了綠色通道，北京醫院安排了單間病房，藥品費用按照特殊審批報銷。更重要的是，一支由老年病、神經內科、心血管專家組成的會診組，每周兩次到病房評估治療方案。一個月后，李敏的血糖開始平穩，間歇性頭暈也減輕。護士悄聲感慨：“要是能早點住進來，病情不會拖這么久。”

休養之余，李敏想起母親賀子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位川妹子曾在槍林彈雨中守護幼小的她；現在，賀子珍已經癱瘓在杭州家中，靠輪椅代步。李敏嘆口氣：“媽媽這輩子吃的苦，夠多了。”醫生提議安排杭州療養院，李敏卻擺手：“先把我治好，才能陪她。”語氣平緩，卻透著倔強。

有意思的是，劉英并未就此收手。她在中央老干部局座談會上專門談到革命后代的生活保障：“烈火烹油的年代，他們跟著父母顛沛流離；和平歲月里，咱們更不能讓他們成為邊緣人。”一句話，引來滿桌白發點頭。相關部門隨即著手梳理建國初期干部子女的醫療檔案，幾位老紅軍后代也因此得到及時救治。

李敏身體漸穩后，每天傍晚坐在病房陽臺，喜歡看夕陽落在復興門的樓頂。那年五月，孔東梅推來輪椅，把母親帶到窗邊。空氣里帶一點梔子花香。李敏握住女兒的手，輕輕說：“別再為錢犯愁，咱們還有很多老戰友。”說完，她抬頭望向西天，目光似乎穿過歲月，停在父親年輕時騎馬揮手的模樣。

同年秋，劉英特地趕來醫院。兩位白發老人相見，無需寒暄，握手良久。劉英聲音顫著：“你媽那會兒，總說想吃糯米團子，我這回帶來了。”李敏笑出淚花：“她還惦記著呢。”那一幕，被病房的小護士悄悄記在筆記本，“歷史就在眼前”——她后來在班會上這樣描述。

歲月無聲，卻有回響。1999年的那封求救信，只占中央來文來電中的極小一角，但它把散落的情誼重新擰在一起，也為李敏晦暗的晚年打開了一線光亮。而劉英，完成了與戰友賀子珍跨越半個世紀的約定：有生之年，不讓她的孩子們受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