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公安部破獲國民黨保密局“天津情報組”案始末

1950年，天津發生了一件讓很多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原國民黨保密局天津站的頭號人物李俊才，又被抓進去了。

這事怎么看怎么不對勁。

要知道，就在一年前的天津戰役里，李俊才可是表現得相當識時務。

他不僅主動繳械，交出了所有潛伏名單，還把手底下四個情報組完完整整地送到了解放軍手里。

按當時的政策，這叫“重大立功”，本來是可以安享晚年的。

后來大火的電視劇《潛伏》里，那個想跟對手同歸于盡的“李涯”，原型據說就是他。

但現實中的李俊才沒那么軸，他選擇了活命。

既然路都走對了，怎么最后還是進了班房？

說他冤吧，確實有點冤。

他壓根就不知道，在他眼皮子底下，還藏著一條他指揮不動的暗線。

但他這次二進宮，其實一點都不偶然。

這背后暴露出的，是國民黨保密局在敗退大陸前，制定的一套既瘋狂又把自己人坑慘了的決策邏輯。

執行這個邏輯的，是個叫秦應麟的特務。

而真正把李俊才坑進監獄的，是秦應麟手里那臺大得嚇人的發報機。

要把這事兒捋順，咱們得把日歷翻回1950年3月。

那時候，公安部門剛在北京破獲了一個大案——“保密局直屬北平潛伏臺”，臺長計兆祥落網。

這消息傳到臺灣，毛人鳳氣得暴跳如雷。

按常理說，剛折損了一員大將，這時候最該做的是縮起脖子做人，避避風頭。

可毛人鳳偏不。

他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北京、天津這種要害地方，要是沒了眼線，他在老蔣那兒沒法交差。

倒了一個計兆祥，哪怕是用人命填，也得立馬頂上去一個。

就這樣，在技術總隊參謀長曹亞夫的推薦下，秦應麟被推到了臺前。

這時候秦應麟是個啥心情？

據他后來交代，接到調令那一刻，心都涼了半截。

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就不是去干活，是去送死。

計兆祥藏得那么深都被挖出來了，現在風聲緊得像拉滿的弓，誰去誰倒霉。

可他敢說個“不”字嗎？

借他倆膽兒也不敢。

毛人鳳那手段誰不知道，不去就是抗命，立馬就得吃槍子兒；去了，沒準還能博那一線生機。

為了這萬分之一的活路，秦應麟給自己琢磨了一套特別極端的“保命招數”。

這招數的核心就兩個字：切割。

1950年4月8日，秦應麟帶著報務員和密碼本偷偷潛回了北京。

奇怪的是，他兩手空空，沒帶電臺。

沒電臺怎么干活？

這就要說到一個沒幾個人知道的秘密了。

當年北平解放前，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撤退的時候，留了個后手。

他們把五部大功率電臺藏在了一個秘密地點，沒帶走。

毛人鳳給秦應麟的底牌就是：人過去，把美國人留下的這步“死棋”給激活。

把電臺挖出來后，秦應麟搞了一套看著很專業的布置：

第一，人和機器分開。

他自己舒舒服服躲在城里，把電臺扔到偏遠的鄉下。

第二，全用自家人。

搞情報最怕內鬼，他干脆只用親戚。

老婆卞書蘭負責中間傳話，小舅子卞樹棠負責跑腿送錢。

第三，單線聯系。

情報組躲在前門外的一個貨棧里，跟電臺不見面，跟他這個組長也不見面。

這套方案乍一看，簡直是滴水不漏。

秦應麟算準了親戚不會出賣他，也算準了城鄉隔離能保平安。

可他千算萬算，唯獨漏算了一個物理常識。

就因為這個疏忽，整個鏈條徹底崩盤。

到了1950年6月，軍委監測臺突然捕捉到了一個奇怪的信號。

這個代號“彭振北”的電臺，頻率高得嚇人，甚至發回了“某部攜帶重型坦克入朝”這種核心軍情。

當時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一看報告，眉頭就皺起來了。

讓他起疑心的不是情報內容，而是這個電波太強了。

一般的特務為了隱蔽，用的都是美制15瓦的小電臺，功率小，隨身能帶，發完報就跑，很難抓。

可這個“彭振北”，信號強得就像是在廣播電臺直播一樣。

這意味著什么？

直到案子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秦應麟啟用的那臺美國貨，是CMS美制特工電臺。

這玩意兒本來是二戰時美國海軍用的，功率大得驚人，隔著半個地球都能收到信號。

這就出了個大問題：

你想信號好，就得用大功率；

用大功率，就得費巨量的電。

在1950年的中國農村，哪有什么像樣的電力設施？

一個普通農戶家里，電表突然走得像飛一樣，這在電力局的記錄上，簡直就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

秦應麟也不是傻子，很快發現不對勁。

農村電壓不穩，機器容易燒，而且目標太大，太容易暴露。

于是，他做了個決定：搬家。

8月份，他偷偷溜回天津，想在郊區找個電力足的地方扎根。

這一折騰，狐貍尾巴就露出來了。

雖說電臺的具體位置還沒定準，但秦應麟那個引以為傲的“親戚防線”先塌了。

偵察員雖然沒抓到人，但抓到了“錢”。

搞特務活動離不開經費。

臺灣那邊沒法直接匯款，只能走香港。

公安機關截獲了一條線索：有個香港商人王永祥，帶了1000美元到天津，交給一個叫卞樹棠的人。

順著卞樹棠這條藤，公安順藤摸瓜，先是挖出了秦應麟的老婆卞書蘭，緊接著又鎖定了化名“金太太”的住處。

這時候，秦應麟展現出了一個老特務極其狡猾的一面。

1950年8月22日，秦應麟化名“胡振遠”，留了一臉胡子，扮成個倒騰藥材的商人，坐火車從天津往北京跑。

車剛開沒多久，他就感覺后背發涼——被盯上了。

換個新手，這會兒估計腿都軟了，要么就想在車廂里亂竄甩掉尾巴。

但秦應麟穩得住。

他知道，悶罐子一樣的車廂里根本跑不掉。

他開始跟偵察員玩起了心理戰。

他故意把去保定的車票露出來給偵察員看。

偵察員一看票，心里有了底：行，放長線釣大魚，看看你去保定跟誰接頭。

火車開到半路的高碑店，離保定還有老遠。

秦應麟突然站起來，晃晃悠悠下了車，站在站臺上抽煙、買零食，一副透透氣的樣子。

偵察員心想：票是買到保定的，車還沒開，他肯定還得上來。

就在火車鳴笛啟動、車門快要關上的那一瞬間，秦應麟沒動窩。

車輪滾滾，偵察員被拉走了，秦應麟留在了高碑店的站臺上。

這一招“金蟬脫殼”，確實玩得溜。

他利用了人的慣性思維，給自己爭取了最寶貴的逃亡時間。

但他保得住自己，卻保不住那個靠親戚拼湊起來的草臺班子。

秦應麟這一跑，躲到了河北定興縣的一戶親戚家里。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要么徹底斷了聯系，隱姓埋名逃命；要么想辦法拿到錢再跑。

要是選第一條路，沒準真能讓他多活幾年。

可他舍不得那筆經費，也發愁以后的日子怎么過。

于是，他給小舅子卞樹棠寫了封信，問錢到了沒。

這就叫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此時的卞樹棠，早就在公安局的審訊室里坐著了。

這個小舅子本來就是圖錢才跟著姐夫干的，哪有什么信仰？

沒扛幾下就全招了。

他不僅把秦應麟的老底兒揭了個干凈，還供出了他打算逃往甘肅蘭州的計劃。

剩下的事兒，就是收網抓魚了。

公安機關兵分兩路。

一路直奔通州，端掉了那個所謂的“天津特別組”老巢；另一路追到蘭州，把剛露頭的秦應麟摁了個結實。

在通州的搜查現場，公安人員都被震住了。

除了密碼本、委任狀這些常規玩意兒，最顯眼的就是那臺大家伙——CMS美制發報機。

這時候大家才明白，怪不得這電臺信號那么狂，怪不得秦應麟要在城鄉之間來回折騰。

成也裝備，敗也裝備。

案子破了，秦應麟為了保命，把他知道的另外四部美國電臺藏匿點，竹筒倒豆子一樣全吐了出來。

回到咱們開頭的話題，李俊才冤不冤？

從他個人角度看，是真冤。

他是真心投誠，想過太平日子也是真心的。

但從組織角度看，這恰恰是國民黨特務系統的“絕癥”。

為了防止手下人做大，為了互相監視，毛人鳳在天津站外面，又安插了直屬組；直屬組外面，還有潛伏臺。

這幫人各干各的，誰也不認識誰。

這種“疊床架屋”的設計，本來是為了安全和制衡。

但在實際操作中，這就成了催命符。

李俊才投誠了，但他沒法交出他壓根不知道的秦應麟；秦應麟被抓了，供出的網絡卻把已經“上岸”的李俊才又拽回了水里。

因為在公安機關看來，既然天津還藏著這么大一個電臺，你李俊才作為前任站長，說自己完全不知情，誰敢信？

李俊才的再次入獄，其實是替那個已經千瘡百孔、互相猜忌的特務系統買了單。

1950年，隨著秦應麟的落網和那臺美制重型電臺被繳獲，毛人鳳苦心經營的“華北潛伏夢”，徹底碎成了一地雞毛。

那些被留下的電臺，本想成為反攻的“火種”，最后卻成了引火燒身的導火索。

這筆賬，毛人鳳算錯了，秦應麟賭輸了，而李俊才，只能說是生不逢時，站錯了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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