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認為沒有所謂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有繳稅階級和食稅階級

提起胡適，很多人想到的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學者。

很少有人知道，在二十世紀中國知識界的思想風暴中，他曾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

“沒有所謂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只有繳稅階級和食稅階級。”

這句話，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盛行的年代，顯得格格不入，甚至遭到了猛烈批判。

可如今再回頭品讀，結合胡適的生平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才發現其中藏著深刻的智慧。

一、胡適其人：從留美學子到思想巨擘，藏著觀點的底色

要讀懂胡適的這個觀點，首先要讀懂胡適本人。

1891年，胡適出生于安徽績溪一個官宦書香家庭，父親胡傳是清末官員，學識淵博。

可惜胡適五歲喪父，由母親馮順弟撫養長大，母親的嚴厲管教，養成了他沉穩內斂的性格。

1910年，19歲的胡適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遠赴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在美國，他師從著名哲學家杜威，系統學習實用主義哲學，這成為他一生的思想底色。

1917年，26歲的胡適學成歸國，受聘于北京大學，成為文科教授。

此時的中國，正處于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之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

胡適積極投身其中，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導白話文運動，徹底打破文言文的壟斷。

他與陳獨秀、李大釗并肩作戰，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影響了一代中國青年。

可隨著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知識界逐漸分裂為兩大陣營。

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主張用階級斗爭的方式改造中國。

而胡適，始終堅守實用主義和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激進革命，主張漸進改良。

他的“繳稅階級與食稅階級”觀點，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分歧中，逐漸形成的。

二、觀點的誕生：亂世中的冷靜思考，而非刻意標新立異

很多人認為，胡適提出這個觀點，是為了標新立異，甚至是為資產階級辯護。

實則不然，這個觀點的誕生，源于他對當時中國社會現實的冷靜觀察和深刻反思。

其核心出處，并非某一本專著，而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的演講和雜文之中。

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局勢動蕩不安，軍閥割據，民不聊生。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傳入后，迅速在知識界掀起風暴，“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成為熱門詞匯。

很多學者照搬西方的階級劃分，將中國社會簡單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主張兩者對立。

可胡適發現，這種簡單的二元劃分，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

當時的中國，沒有西方那樣成熟的資本主義工業體系，所謂的“資產階級”，大多是民族資本家。

他們大多出身貧寒，靠著自身努力創辦實業，既要應對軍閥的苛捐雜稅，還要抵御外國資本的擠壓。

而所謂的“無產階級”，除了少數產業工人，更多的是農民和手工業者。

他們不僅要承受地主的剝削，還要繳納各種苛捐雜稅，生活比民族資本家還要艱難。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民族資本家，還是產業工人、農民，都要向國家（或軍閥）繳納稅收。

而真正不勞而獲、消耗稅收的，是那些軍閥、官僚和依附于政權的特權階層。

于是，胡適提出：真正的階級劃分，不應看生產資料的歸屬，而應看財稅體系中的角色。

參與財富創造、繳納稅收的，是繳稅階級；消耗稅收、不創造財富的，是食稅階級。

這一觀點，也與他的實用主義思想高度契合。

在他看來，討論階級劃分的意義，不在于制造對立，而在于解決實際問題。

過分強調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只會加劇社會矛盾，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和進步。

而關注財稅問題，規范稅收分配，才能真正改善民生，推動社會進步。

三、論戰中的堅守：“問題與主義”之外，另一場思想交鋒

提到胡適的思想交鋒，很多人會想到他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論戰。

事實上，他的“繳稅階級與食稅階級”觀點，也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思想交鋒。

這場交鋒，本質上是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階級劃分問題上的分歧。

在“問題與主義”論戰中，胡適就明確反對階級斗爭學說。

他認為，階級斗爭說“太偏向申明‘階級的自覺心’，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

他主張，社會的進步，不應依靠階級斗爭，而應依靠解決一個個具體的社會問題。

而他的“繳稅階級”觀點，正是這種思想的延伸——關注財稅問題，就是解決具體問題。

當時，很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胡適的觀點提出了猛烈批判。

藍公武就曾撰文批評胡適，認為他的觀點“實是因果倒置”，忽視了階級對立的本質。

李大釗、陳獨秀也多次在文章中指出，胡適的觀點掩蓋了剝削的本質，是唯心主義的表現。

他們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才是階級劃分的核心，也是社會矛盾的根源。

面對批判，胡適始終堅守自己的觀點，卻從未進行惡意攻擊。

他在《答藍公武書》中表示，自己并非否定階級的存在，只是反對簡單的二元對立。

他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階級對立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是財稅不公的問題。

這場論戰，雖然沒有最終的勝負，卻推動了知識界對中國社會的深入思考。

四、與馬克思階級理論：不是對立，而是不同視角的解讀

很多人將胡適的觀點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對立起來，認為胡適否定了馬克思的理論。

實則不然，胡適從未否定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歷史價值，只是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解讀視角。

馬克思的階級理論，誕生于工業革命初期的西方社會，有其深刻的歷史合理性。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資產階級通過占有生產資料，剝削無產階級的剩余價值。

這種二元對立，準確反映了當時西方社會的主要矛盾，為工人運動提供了理論指導。

胡適也承認，這種劃分方式，在解釋19世紀歐洲的社會矛盾時，具有強大的解釋力。

但他認為，這種劃分方式，并不適用于當時的中國，更不適用于未來的社會發展。

胡適的視角，跳出了生產資料歸屬的框架，轉向了國家與社會的財稅關系。

在他看來，無論社會形態如何變化，財富創造與稅收分配，都是社會運行的核心。

馬克思關注的是生產環節的剝削關系，而胡適關注的是分配環節的公平問題。

兩者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社會經濟關系的本質。

比如，西方工業革命時期的資本家，既占有生產資料，屬于資產階級，也需要繳納稅收，屬于繳稅階級。

而當時的工人，雖然不占有生產資料，屬于無產階級，但也需要繳納稅收，同樣屬于繳稅階級。

真正的對立，不是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而是繳稅階級與食稅階級的對立。

這種視角，打破了資本與勞動的絕對對立，為理解社會結構提供了新的思路。

五、民國實例佐證：亂世中的財稅現實，印證觀點的合理性

胡適的觀點，并非空洞的理論，而是有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作為支撐。

民國時期的財稅混亂，恰恰印證了他的判斷——繳稅階級與食稅階級的對立，才是當時的主要矛盾。

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各地軍閥紛紛設立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數不勝數。

據史料記載，當時的稅收種類多達幾十種，從田賦、營業稅，到印花稅、鴉片稅，無奇不有。

無論是民族資本家創辦的工廠，還是普通的農民、手工業者，都要承受沉重的賦稅壓力。

他們辛辛苦苦創造的財富，大部分都被軍閥、官僚掠奪，成為食稅階級的“口糧”。

張謇，中國近代著名的民族資本家，被譽為“狀元實業家”。

他創辦大生紗廠，苦心經營，目的是“實業救國”，推動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可即便如此，他也要向各地軍閥繳納巨額稅收，還要應對各種攤派。

最終，大生紗廠在苛捐雜稅和外國資本的擠壓下，逐漸走向衰落。

張謇作為“資產階級”，卻和普通工人、農民一樣，承受著繳稅的壓力，屬于典型的繳稅階級。

再看當時的工人，以上海的紡織工人為例，他們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工資卻十分微薄。

即便如此，他們還要繳納個人所得稅、印花稅等各種稅收，生活困苦不堪。

而那些軍閥、官僚，不事生產，卻靠著搜刮民脂民膏，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們不需要繳納任何稅收，卻消耗著大量的社會財富，屬于典型的食稅階級。

這種現實，讓胡適深刻認識到，簡單的階級劃分，根本無法反映中國社會的真相。

真正的矛盾，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創造財富者與消耗財富者的矛盾。

這也是他始終堅持“繳稅階級與食稅階級”劃分的核心原因。

胡適的這個觀點，自提出以來，就充滿了爭議，后人對其評價，也是褒貶不一。

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視角，得出的結論也截然不同，這也恰恰體現了其思想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