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提名一人當副主席，眾人反對，周總理：聽他的當初不用長征

1949年的時候，毛主席提名一個人擔任副主席，許多人都對此議論紛紛，更有不少人表示反對，可周總理卻說：“如果當初聽了他的，我們也不用長征了。”

他是誰？又為什么如此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重視呢？這位奇才，正是李濟深。

1885年，李濟深出生在廣西梧州一個普通農家。

早年間他考入保定陸軍大學，是當時少有的受過系統軍事教育的將領。后來追隨孫中山參加革命，從粵軍第一師參謀長一路做到第四軍軍長，所率部隊被譽為“鐵軍”，連周總理都稱贊那是北伐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那時的他，是國民黨內舉足輕重的軍事領袖。

可就在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李濟深作為蔣介石在南方的重要盟友，也于4月15日在廣州發動“四一五”清黨行動。

他下令查封工會、農會，逮捕進步人士2000多人，其中一百多人慘遭殺害。這一筆血債，成了他一生難以抹去的污點。很多老紅軍提起他，第一反應就是“劊子手”。

但一個人的立場，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真正讓李濟深與蔣介石決裂的，是民族大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占東北，蔣介石卻下令“攘外必先安內”，繼續圍剿紅軍。李濟深看不下去了。他怒斥南京政府“誤國”，開始暗中聯絡反蔣力量。

1933年，他聯合19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福建發動“福建事變”，宣布脫離南京政府，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打出“反蔣抗日”旗號。這是李濟深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也是從這時起，他第一次主動向中共伸出了橄欖枝。

當時，紅軍正在江西瑞金進行第五次反“圍剿”，處境艱難。李濟深派人秘密聯絡，提出19路軍愿與紅軍聯手，從福建方向夾擊蔣介石部隊，形成東西呼應之勢。

這個建議，如果被采納，很可能改變整個戰局。毛主席和周總理都表示支持，認為這是打破封鎖的好機會。但當時掌握紅軍領導權的博古和李德，堅持“關門主義”，認為與國民黨將領合作是“政治上的妥協”，最終拒絕了這一提議。

也正是這個決定，錯失了打破第五次“圍剿”的機會，紅軍不得不由此開始長征。

福建事變最終失敗，19路軍被蔣介石瓦解，李濟深被迫流亡香港。但他并沒有就此消沉下去。

抗戰全面爆發后，他積極組織抗日救亡團體，動員海外華僑捐款捐物，甚至親自辦報宣傳抗戰。他還多次營救被國民黨追捕的進步人士，比如教育家陶行知就曾得到他的庇護。在桂林淪陷后，他回到家鄉組織民兵，開展敵后游擊戰，與日寇周旋。

這些舉動，讓中共對他的看法逐漸轉變。毛主席認為，李濟深雖然早年犯過錯誤，但后來在民族大義面前站對了位置，這樣的人，值得爭取。

1948年，解放戰爭大局已定，中共開始籌備新政協，準備建立聯合政府。毛主席親自擬定邀請名單，第一個就是李濟深。消息傳開，黨內爭議不小。

不少經歷過“四一二”和長征的老同志的情緒都很激動：“他手上沾著我們同志的血，怎么能當副主席？”

關鍵時刻，周總理站了出來。他在一次會議上說：

“人不能只看過去，要看他現在站在哪一邊。李濟深早年確實做過錯事，但后來反蔣抗日，支持我們，這是事實。更重要的是，他在福建事變時提出聯合紅軍，說明他早就看清了蔣介石的本質。如果我們當時接受他的建議，長征或許就不會發生。這不是功勞是什么？”

這番話，讓許多人沉默了。毛主席也表態：“取人之長，彌其舊過，方顯氣度。”他認為，新中國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尤其是像李濟深這樣在國民黨內有聲望、在南方有影響力的人物。用好他，不僅能體現中共的胸懷，還能穩定華南局勢，爭取更多中間派支持。

于是，營救李濟深北上的行動秘密展開。

當時李濟深住在香港，周圍布滿國民黨特務和港英警察的眼線。為了確保安全，周總理親自部署，安排了一艘蘇聯貨輪“阿爾丹號”，計劃在圣誕節后秘密接他北上。

登船那天，李濟深和幾位民主人士裝作出游，乘小艇在維多利亞港兜風，趁夜色掩護登上貨輪。整個過程像諜戰片一樣驚險，但他們最終成功脫身，于1949年初抵達大連。

不久后，李濟深抵達北平。毛主席親自從西柏坡趕來迎接。兩人在東交民巷見面，握手長達十秒。這一幕被記者拍下，成為新中國統一戰線的經典畫面。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在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時，李濟深獲得全票通過。那一刻，距離他在廣州下令鎮壓共產黨人，已經過去了整整22年。

很多人好奇，一個曾經的“清黨主將”，為何能在新中國擔任如此高位？答案其實很簡單：毛主席和周總理看中的，不是他的過去，而是他的轉變，還有這種轉變背后所代表的政治信號。

李濟深擔任副主席后，并非掛名閑職。

他做了幾件實實在在的事：

首先，他利用自己在海外華僑中的聲望，積極動員僑胞支援新中國建設。抗美援朝期間，他帶頭號召華僑捐款捐物，為前線輸送物資。其次，他發揮自己在國民黨舊部中的影響力，勸說一些潛伏特務投誠，減少了南方沿海的敵對活動。

并且，他還參與起草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由于早年在廣西的經歷，他對邊疆民族問題有深刻理解。他堅持要在憲法中明確民族自治權利，認為這是維護國家統一的重要保障。

這些工作看似不轟轟烈烈，卻都是建國初期的“補鍋匠”活，哪里有裂縫，就往哪里補。正是這些細水長流的努力，讓新生政權得以穩固。

李濟深晚年常說一句話就是：“我這一生，走錯過路，但最終走回了正道。”

1959年，他在北京病逝，臨終前寫下詩句：“我與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見九州同。”毛主席親批“沉痛悼念”，周總理也主持追悼會，給予極高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