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失國的同時，匈奴單于攣提氏也被篡了——懷念陳琳國老師｜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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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蓉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陳琳國老師的大作《中古北方民族史探》、《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研究》很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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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陳琳國老師，是在何茲全先生的紅樓家中，時間大約是2003年秋季開學的時候。當時的何先生身體康健、精神矍鑠、思維清晰、談吐敏捷，但畢竟已是九十余歲高齡，學校于是返聘剛剛退休的陳老師輔助何先生。

何先生笑瞇瞇地看著陳老師，以他一貫的不疾不徐的語調，勉勵道：琳國啊，好好干，你還有四十年的干頭！當時聞言，陳老師莞爾，舉座歡然。及今思之，先生、師母、陳老師均已陰陽兩隔，怎不令人百感交集。

陳老師身為師門的大師兄，繼承和發揚了何先生的學術風范，在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民族史研究等領域取得了顯著成績。

我博士畢業后，陳老師依然跟我保持著郵件聯系，關心著我的工作和生活狀況。期間，陳老師的《休屠、屠各和劉淵族姓》《東羌與西羌辨析》《東漢末年南匈奴南遷的前后》等數篇文章，在被有關刊物錄用之后，曾囑我幫忙按刊物格式進行修改校對和摘要翻譯，故而得以第一時間了解陳老師的學術進展，并深為陳老師的創見折服。

因為以上種種機緣，我在后來自己的教學科研中，便會常常學習陳老師的論文，而且常讀常新。以下便試著將我讀陳老師論著的體會整理出來。

一、對何先生學術成就的總結和弘揚

陳老師作為中國最早的一批博士，天資極高，又師從何先生多年，深受先生學術熏陶浸染，因此也是對先生學問了解體會最深的弟子之一。

他寫過多篇文章來總結先生的學術成就，如為祝賀先生八十五華誕撰寫的《不斷開拓、不斷創新的學術道路──何茲全先生學術成就概述》（《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4期），白壽彝先生總主編、何先生主編的多卷本 《中國通史》第五卷 《中古時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式出版后寫的《寫出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特點和歷史地位——多卷本〈中國通史〉第五卷讀后》（《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3期，何先生作為本卷主編，親自撰寫了綜述部分的第一、二、三、四、五章和第六章的一至五節），1998年與朱培、饒勝文對先生訪談后，寫成《開拓者的追求──何茲全先生訪談錄》（《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4期），為何先生九十華誕撰寫的《在重大史學問題上不斷創新——何茲全先生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貢獻》（《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5期）、《何茲全教授：堅持唯物史觀、卓然有成的中國社會史學者》（《高校理論戰線》2002年第3期）等，這些從不同角度對先生學術成就的梳理、闡釋，既是弟子對于先生學術的總結概括，也為學界深入了解先生學術貢獻提供了路徑和角度。其中，《何茲全教授：堅持唯物史觀、卓然有成的中國社會史學者》一文，更是我們窺探何先生學術理路、貢獻的門徑。

在這篇文章里，陳老師回顧了何先生的治學歷程，指出何先生從青年時代研究三國魏晉社會史開始，走上對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道路、發展規律的探索，最后凝結為《中國古代社會》一書，陳老師將這部著作的創新之處總結為五點：不平等部落聯盟說、早期國家說、對農奴制依附關系的客觀分析、古代社會說、漢魏之際封建說，對于其中的每一點，陳老師都進行了條分縷析的簡明概括，讓讀者對于何先生的學術理路有了具體深入的認知。

在總結完何先生關于中國古代史的學術成就后，陳老師又對何先生影響深遠的專題研究進行了概括，即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兵制史研究、中國文化史研究，既有學術史梳理，又指出先生的學術觀點和成就。最后，陳老師對于何先生的史學思想、史學理論、治學特點等進行了總結，指出何先生堅持以唯物主義作為史學研究的理論指導，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唯物主義，由此形成了宏觀微觀并重、理論材料并重的學術風格。

何先生對于自己的治學歷程、學術特點有過不少的自我總結，但是陳老師對于何先生學術內涵、學術創新、學術成就的全面總結闡釋，既可以視為一次全面的學術史回顧，又是我們理解何先生學術可以仰賴的導讀之作，初學者必從此問途，方可得其門而入。

二、對中古民族史研究的貢獻

陳老師很早就已經關注中國古代民族史的研究。1985年《魏晉南北朝史上的三個問題》（《歷史教學》1985年第9期）一文中，陳老師就把“民族融合的進程”與“依附關系的發展”、“政治制度的演變”并列為魏晉南北朝歷史中的三大問題之一，指出“魏晉南北朝民族融合在中國歷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這一時期，匈奴、羯、烏桓、鮮卑、氐、羌等少數民族都融合于中華民族的大家庭里了，這是歷史的進步”。但是這種“民族融合的前提是不同民族的錯居雜處，魏晉南北朝少數民族內遷則是第一步”。在這一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前秦苻堅、北魏孝文帝因其較好的民族政策和漢化改革，“對最終從文化和心理素質方面消除民族隔閡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1995年，陳老師發表《論中國古代民族觀的形成和發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1期），對古代民族觀，也即“夷夏觀”的形成發展進行宏觀縱論，指出：

中國古代的民族觀是隨著華夏族的形成而形成的，是隨著多民族統一國家的 發展而發展的。民族觀在發展變化中，一些侮辱少數民族的內容逐漸被剔除，歧視少數民族的觀念不斷淡化而“華夷一家”、“今之夷狄多類古之中華”等一些比較平等對待少數民族的進步觀念產生了。把民族壓迫與專制制度結合起來進行批判，則更進一步克服了民族觀的片面性、狹隘性。民族觀的變化，是民族關系變化的反映，而反過來對中國各民族的進步， 對各民族關系的發展，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加強，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種從中國古代歷史經驗中得出的真知灼見，對于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今仍然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注重理論觀照的同時，陳老師更是從解決具體歷史問題入手，深化對于中國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他首先關注的便是南匈奴的問題。

2006年，陳老師發表《休屠、屠各和劉淵族姓》（《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4期）一文，對史學界向來關注的漢魏北朝屠各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究。傳統觀點大多認為，“休屠”、“屠各”為同一族類，研究南匈奴則必牽涉休屠、屠各族屬，而史書明言劉淵為屠各種，則劉淵有偽造世系之嫌。基于此，陳老師的問題意識極為明確，即“屠各”究竟是不是“休屠”？“屠各”與南匈奴的關系怎樣？

關于第一個問題，文中通過文獻梳理，指出“‘屠各’與‘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有混用的情況”，“但是在文獻記載中，不論是同一部文獻，還是不同的文獻，‘休屠’與‘屠各’(或‘休屠各’、‘休著各’、‘休著屠各’)則從未混淆過”。再通過考證漢武帝以來直至北魏時的居地、姓氏等，指出休屠部眾以金、王為大姓，主要活躍于秦、涼、雍等西部一帶，是匈奴中較小的部族；而“屠各”則是南匈奴部眾的一部分，主要活躍于并州、中原及東北邊郡大片區域，因此屠各不是休屠。

關于第二個問題，文中詳細考察了漢末南匈奴的幾次叛亂事件，指出屠各不僅是南匈奴部眾，還是其中最為豪貴的種族，南匈奴單于即世代出于屠各，《晉書》所言南匈奴十九種中“屠各最豪貴”無可懷疑。在澄清這些基本問題后，又進一步指出，“屠各劉淵本是南匈奴單于嫡裔,絕非假托。南匈奴五部都以屠各劉氏為部帥,故五部匈奴都稱為屠各,這不是所謂屠各之稱的泛化。”

在厘清南匈奴屠各種及劉淵族姓的過程中，陳老師又產生了新的問題，既然屠各作為匈奴占統治地位的部族名稱, 為什么文獻中直到東漢后期才突然出現？為了解決這一疑問，陳老師又撰寫了《東漢末年南匈奴南遷的前后》（《晉陽學刊》2008年第4期），將這一問題放在南匈奴南遷的歷史大背景中，考察南匈奴的單于傳承制度，從而解決了這一歷史疑團。

東漢永和五年, 南匈奴左部發動叛亂, 暴露了南匈奴內部矛盾的加劇，而東漢朝廷的直接干預, 更導致南 單于傳承秩序進入無序狀態，南單于居車兒在位時, 將匈奴舊制兄終弟及改變為父死子繼，而“屠各”之稱恰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

在此之前，屠各種的虛連題男性成員,有資格依次進入從當戶到左賢王的序列,并享有相應的權力和權利, 包括擁有若干土地、部眾、畜產品和戰利品等等，而且只要表現優異，還能在本姓族的范圍內不斷地上升，直至到最高的級別。但傳承制度的改變，使得屠各種的尊貴地位受到威脅，迫使他們亮出自己的屠各身分，以血統作為旗幟，與企圖改變傳統的做法抗爭，這就是此時突然出現“屠各”的原因。

這樣一種條分縷析的闡釋，為我們厘清了東漢以來南匈奴南遷及其屢屢叛亂的內在原因。但這遠不是陳老師的目標，陳老師還要對南匈奴進一步南遷的原因、南匈奴進一步南遷的時間地點以及南遷后南匈奴的狀況和分布等問題作出比較符合歷史真實的解讀。

因為將匈奴貴種屠各的問題搞清楚了，南匈奴的進一步南遷便不再是以往研究者的籠統說法，而是將大約中平五年后才離開西河美稷南遷的南匈奴細分為三種勢力，一是后來落腳于河東的單于於扶羅部，一是南遷至離石左國城的南匈奴左部及其部眾；更多的則是從朔方、云中、定襄、雁門及上郡等南下到達后來曹操設置的新興郡的南匈奴部眾，他們由作為南單于嫡裔、與殺害其祖父羌渠單于的左部勢不兩立的劉豹統領，劉淵、劉耀因而都成為“新興”人。

后來，於扶羅之弟呼廚泉繼單于位，建安時被曹操留為人質，同時“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所謂“貴者”，即是南單于后裔的劉氏諸帥，至此，漢末分裂的三股勢力合而為一。

這兩篇篇幅并不算長的文章，卻對于南匈奴研究中的許多關鍵問題進行了澄清，充實了匈奴史的研究，也為我們理解西晉以來的雜胡化趨勢及十六國開端，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南匈奴的研究之外，陳老師還對氐羌進行了獨樹一幟的研究，2008年發表的《東羌與西羌辨析》（《史學月刊》2008年第4期）針對漢代東西羌的爭論，進行了重新梳理考訂，認為胡三省對于東西羌的認識是正確的，即“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陳老師對此進行了詳審論證后，指出東羌并不是西羌東遷，而是春秋戰國以來就一直居住在當地，后來進入東羌聚居地的西羌融入了東羌，而內遷入關中者則仍為西羌。對于東西羌的辨識和論證，顯然深化了學界對于羌族歷史的研究，極有啟發性，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在對南匈奴、東西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陳老師以他一貫的高屋建瓴的史識，又探討了《西晉內遷雜胡與雜胡化趨勢》（《學術月刊》2007年第10期），認為自東漢以來匈奴南遷與氐羌東漸，使得關東關西遍布匈奴與氐、羌族人。期間，西晉初年匈奴及其別部大規模內遷，彌漫于并、雍等州各郡。最初匈奴別部被稱為雜胡，后來各族部落逐漸混雜，民族成分發生變異，甚至形成新的名號，遂出現雜胡化的趨勢。

關東雜胡主要由匈奴、羯、烏桓等混雜而成，石勒武裝就是典型的雜胡軍隊；而關西雜胡化則以氐羌為多，匈奴、鮮卑、羯等民族混雜其間。文章指出，雜胡化是民族遷徙、民族混雜的必然現象，又因戰亂加速其進程，從匈奴別部到各族在遷徙運動中不斷混雜，西晉黃河以北地區終于形成了雜胡化的趨勢。它順應了民族融合的發展趨勢，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民族大遷徙到民族大融合中間重要的一環。

三、注重教育教學

陳老師的歷史研究，并非只是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有著濃烈的現實關懷，希望歷史研究能在教育教學中發揮作用。他的許多論文，都在傳遞他的史學識見。如《一部重視總結歷史治亂興衰經驗的書——讀王仲犖先生〈魏晉南北朝史〉》（《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4期），是陳老師對王仲犖先生大作《魏晉南北朝史》的評述，陳老師充分肯定了該書的價值，認為“一部好的歷史著作，不僅僅是縱談古今，提供歷史知識，還應該是一部愛國主義的教科書，它能夠從總結歷史盛衰經驗中給讀者以智慧和力量，鼓舞讀者振奮精神獻身四化。這樣的歷史著作才會有生命力，才是人民所需要的”。

他評述何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五卷，指出“自夏商周以后的中國通史，同時也應該是一部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史。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古代民族極為活躍、民族關系極為復雜、民族斗爭極為頻繁、民族融合極為壯觀的時期”，這一論斷，對于初學者理解中古民族史是一種極為有用的啟發和指引。

他講中國古代宰輔制度，開宗明義說其“作為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歸根到底就是君主專制體制下輔助皇帝進行決策的制度”，這樣通俗易懂的解釋，在制度史研究者中是不多見的。

陳老師的治學特點，體現在問題意識強烈，善于總結概括，提綱挈領，絕不拖泥帶水含糊其辭，這些均反映了其卓越的史識和基于深厚學養的學術自信。

比如陳老師論說十六國塢堡問題，則直言“魏晉以后的塢壁是自然經濟與依附關系的產物，在十六國時期特殊歷史條件下，十六國統治者對塢壁的優撫和塢壁大姓豪強的合作，塢壁經濟和依附關系滲入國家與軍營，加速了十六國的封建化”簡明扼要說出了自己的觀點；

再如，于北魏初年的宗主督護制，《通典·食貨三》 概述曰：后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征斂，倍于公賦。陳老師征引了這段眾人耳熟能詳的史料后，直接說“上引《通典》前一句，來源于《魏書·李沖傳》（詳下）” 然后又指出“其實，并非北魏“立宗主督護制，所以人多隱冒”，而是“人多隱冒”，才立宗主督護制。這里恰恰顛倒了二者的因果關系”，類似這樣犀利獨到的見識，陳老師論著中往往有之。

陳老師治學，文風質樸，絕不嘩眾取寵，明白曉暢的語言中又滿是家國情懷和對于歷史的同情之了解。同時他對歷史學應該有的治身、治學、致用的功能，也充滿了期待，這對當下的歷史教育和歷史學研究，應該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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