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主席第一次接見李炳淑，便直言：你真叫我做人難！為何

一九五六年春夜，首都劇場燈火輝煌，《牡丹亭》落幕后，會場外仍人聲鼎沸。那一晚，周總理連續(xù)向隨行干部提及一句話：“好演員得慢慢養(yǎng)，不然明珠易被塵封。”彼時，許多人將目光投向了北方昆曲劇團；可幾百公里外的江南碼頭，也正孕育著另一位梅派新秀——李炳淑。

從安徽安慶走出的李炳淑，幼年隨父學戲，十三歲便能在茶館挑大梁唱《紅鬃烈馬》。朝不保夕的碼頭生活練出了她的嗓子，也磨出了那股子倔勁。解放后，她調入上海戲曲院，脫下家鄉(xiāng)戲的水袖，換上了昆曲行當里最吃功的“閨門旦”。行里人都說，她嗓音亮、臺步穩(wěn)，是塊能成大器的“好胚子”。

時間推到一九六零年夏。全國經濟吃緊，但上海舞臺依舊不缺掌聲。在和平影都首演的《女起解》里，李炳淑一句“奴家本是同林鳥”，直把觀眾唱到落淚。報紙第二天用上了醒目標題：“小梅蘭芳橫空出世”。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看完演出后，當晚就拍板要把這個姑娘留下來，他說得直白：“上海觀眾認定她了，可別讓人家跑了。”

然而檔案一查才發(fā)現(xiàn)，李炳淑的人事關系在安徽省戲曲學校。跨省調動，得安徽點頭。柯慶施派人遞了電報，又親自打電話，滿以為老戰(zhàn)友曾希圣會爽快放行，結果對面一句話就把路堵死——“安徽同樣缺角兒”。曾希圣沒有拐彎抹角，他也疼愛本省的文藝幼苗。

柯慶施不服氣，上海要的又不是幾百人，就一位青年演員而已。他請曾希圣來滬小聚，地點選在淮海中路一家老館子。小籠包才揭開籠屜，話題就直奔主題。曾希圣聽完，放下筷子：“這事真難辦，李炳淑是咱省去年才重點培養(yǎng)的。”氣氛頓時凝重，連侍者都不敢多走動。

吃閉門羹之后，柯慶施心里犯急，轉念想起正在上海視察的毛主席。自打新中國成立后，中央對地方文藝資源調配極為謹慎，但若主席出面，總能打破堅冰。于是，柯慶施抱著“最后一招”的想法，向中南海聯(lián)絡處遞了請見條，幾經轉呈，終于在錦江飯店的會客廳見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聽完匯報，笑言這不就是“搶人大戰(zhàn)”嘛，藝術家稀罕，大家都懂。可要人，先得尊重本人選擇。主席當即拍板：“叫她本人來。”這句輕描淡寫，卻給了柯慶施七分底氣。

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點，天空悶熱。李炳淑在恩師俞振飛陪同下走進錦江飯店三層的會客室。門還沒完全合上，就聽見主席爽朗的聲音：“李炳淑同志來了，請坐。”兩人落座，茶香裊裊。主席眼神中透著審視又帶幾分戲謔，對面年輕女伶緊張得不敢抬頭。

寂靜幾秒，只聽主席先聲奪人：“小李，你可真叫我做人難！”短短十個字，像驚堂木敲在案上，李炳淑心頭“咚”地一跳。她急忙起身：“主席，弟子無意為難您。”聲音帶著顫抖。毛主席揮手笑道：“別怕，我也是聽了你的戲才為難。你在哪里都有人搶，難，難在我得給兩位書記一個交代。”

一句玩笑，化解了尷尬。接下去是拉家常：出生？師承？想去哪兒？李炳淑靦腆，卻也誠懇。她感激家鄉(xiāng)培養(yǎng)，但更傾心于上海的舞臺、樂隊、觀眾。話沒說滿，意已透。主席點點頭，“唱戲講究水土，你自己最清楚哪里能把嗓子‘吊’得更高。”

不一會兒，柯慶施與曾希圣也被請到會客室。毛主席沒有居高臨下，而是像大哥勸小弟：“你們兩個都想要人才，這說明眼光不錯。可人心向往之地，還是讓當事人自己定吧。安徽大省，能人輩出，不愁缺這一位；上海大都會，也不是凡人都能鎮(zhèn)得住的。”曾希圣沉默幾秒，終究拱手：“聽主席的。”李炳淑就這樣“落戶”黃浦江畔。

看似一場爭奪，實則折射出三層意味。首先，新中國成立之初，文藝政策強調“百花齊放”，各地都渴望用好藝術家，以提振民心士氣。其次，干部之間雖有分歧，卻能坐下來談。沒有拍桌子，沒有翻臉，靠的是共同理想與對人才的珍惜。最后，毛主席一句輕松調侃的“做人難”，讓人見識到其高超的政治藝術：既不傷和氣，又樹立了尊重個人意愿的原則。

更有意思的是，這次談話之后，李炳淑的藝術道路并非一帆風順。經濟困難時期，她隨團下廠礦慰問演出，趕火車睡行軍床成常態(tài)。1962年在安慶老家義演，她一句“觀眾缺戲，我們就多唱幾本”被當?shù)貓蠹埓笞謽祟}刊出，引得不少同行側目。可正是這些年奔波，為她積累了扎實的舞臺經驗，也讓她看到了基層觀眾對戲曲的真實渴求。

資料記載，一九六四年，《女起解》赴京參加會演，她在人藝舞臺壓軸，長弓水袖、回雪飛鴻，幾位中央首長含笑稱贊。臺下的曾希圣也在，再見舊愛徒然生出欣慰。他對身邊人低聲說：“還是放對地方了。”這句話后來傳開，變成業(yè)界佳話。

另一方面，上海戲曲院因李炳淑的加盟，帶動了一批青年演員改學昆曲。音樂設計大師姚石言曾回憶：“那幾年昆曲斷檔，是這姑娘的票房讓我們撐了下來。”上海觀眾也因此有機會在經濟最困難的年代，用幾角錢買票，在昏黃燈光下得到美與希望。

若把目光再放遠，爭取人才的故事貫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藝術史。張君秋北上、程硯秋南下、袁雪芬輾轉多地，每一次流動背后，都映照出區(qū)域之間的文化競爭與協(xié)同。李炳淑事件只是一個縮影，卻精準呈現(xiàn)了“人往高處走，藝往火處練”的道理。

有人或許會問，毛主席當時為何要親自出面？政策上講，他的職責并不需處理此類人事細節(jié)，但他深知：文藝關乎民族精神。讓藝術家選擇最適合的土壤，實為長遠之計。這個立場，比一次行政調令更具說服力。

也不要忽視柯慶施和曾希圣的心情。柯慶施的上海當時正在推動“文化立市”，電影、戲劇、交響樂齊頭并進，需要鮮活面孔；曾希圣的安徽依舊處在農業(yè)轉型的艱難歲月，文化資源更顯稀缺。兩人都是出于地方責任感才據(jù)理力爭。若硬要分對錯，反而失了那個年代干部們對事業(yè)的赤誠。

李炳淑晚年回憶說：“那日見主席，我心里七上八下，最怕他說‘你必須去哪兒哪兒。’沒想到他先說自己為難，把壓力都攬走了。”短短數(shù)語，道盡一代領袖的情懷，也道盡文藝工作者的微妙處境。人才并非機器，既要組織需要，也要個人舒展，二者相合，方能托舉出真正的藝術高峰。

六十多年過去，《女起解》的唱段依舊飄蕩在滬上劇場，票友們閉眼都能哼出那句“奴家本是同林鳥”。而那句玩笑般的“你真叫我做人難”，卻在檔案和回憶錄里留存下來，像一枚生動的批注，告誡后來者：調動政策的同時，更要尊重人的心愿。盛世之音，源于腳下滋養(yǎng)它的土壤，亦寄托在愿為之傾心付出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