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春,北京的夜風還帶著寒意。西花廳燈火通明,許廣平剛被迎進客廳,茶香裊裊。寒暄過后,周恩來把手中的家譜放到桌上,笑著開口:“廣平同志,按輩分算,我得叫您嬸母哩!”這一句話,讓一直流傳的“周魯同宗”瞬間有了官方答案。
外界的疑問由來已久。早在抗戰時期,魯迅的同鄉朋友就半真半假地議論:紹興城里兩條周家巷,一支出過文學巨匠,一支將來可能出大人物。魯迅在《藤野先生》里寫“百草園沙地上的足跡”,而周恩來在少年日記中提“百歲堂老屋的燈影”。地名相近,族譜卻各有卷宗,線索撲朔迷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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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頭得從一位宋人談起。傳奇理學家周敦頤去世后,族人分支遍布江南,“蓮溪”成了周氏共同的精神標識。紹興周家又分為履盆橋、保佑橋、魯圩等數支。魯迅屬于履盆橋分支,周恩來屬于保佑橋分支,兩支之間隔了六代,但始祖都是周茂。換言之,同宗無疑,只是支派不同。
周恩來出生于1898年3月5日,地點在江蘇淮安。祖父周起魁為謀生離開紹興到淮安當師爺,幾代人客居他鄉,卻始終把紹興列為“根”。幼年的周恩來在堂屋抬頭就能看到“蓮溪綿世澤,沂國振家聲”一聯,對故土的執念就此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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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風雷激蕩。天津學生運動席卷華北,周恩來在前列組織演講,傳閱《狂人日記》。那一年,他第一次給魯迅寫信,邀請到天津演說。魯迅抽不開身,只派周作人代行。雙方雁書往返,革命氣息暗中相通,但真正的見面始終未能實現。
1936年魯迅病逝,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周恩來在莫斯科得信,心中難平,在返途中囑咐楚圖南帶話:“務必注意團結魯迅的家屬與學生。”回國后,他接連協調文藝界糾正對魯迅的誤解,并促成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那年冬天,周恩來致馮雪峰函,寥寥數句“念甚”表達了對魯迅遺屬的深切關懷,也暴露了一個疑惑——他想搞清兩家的確切血緣。
1939年3月底,周恩來赴皖南途中在紹興呆了三天。夜炭微熄時,他向姑父王子余探問:“魯迅是我本家否?”王子余答:“同姓不同支,他是魯圩周,你是后馬周。”一句話未能給出定論,卻把周恩來的好奇心再次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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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公務纏身,但調查并未擱下。1950年,文化部修繕魯迅紀念館,周恩來親批資金,又請許廣平北上匯報。有意思的是,在一次黨史資料整理會上,他讓檔案人員留意歷代周氏遷徙卷宗。很快,民國年間私刻的《魚化橋周氏錄》被尋出,上面清晰記錄:履盆橋、保佑橋本為同宗,北宋末年才分支。周恩來閱畢,眉梢一揚,謎底呼之欲出。
1951年底,周恩來委托中科院歷史研究室對家譜重新核勘。史家們對照明清兩代的地契、族契,最終確認魯迅與周恩來在十世祖處合流,同屬周敦頤后裔。換算輩份,魯迅比周恩來高一輩。結果送到周恩來案頭,他鄭重寫下“同宗”兩字,并留批注:“學者之功,家國共仰。”
于是便有了1952年那杯春茶。周恩來在西花廳拿著卷宗與許廣平對照,指著譜牒上兩個名字的交匯點,輕聲說出那句“嬸母”。許廣平連聲推辭,場面溫馨卻不失莊重。短短幾分鐘,兩位偉人之間跨越生死的“隔空相識”終于落到實處。
關系探清后,周恩來并未將此事張揚。他曾對秘書說,魯迅之可敬,在于“硬骨頭”三個字;血緣只是巧合,精神才真正連著民族的血脈。后來西花廳書架常有新書添入,唯獨那套《魯迅全集》一直在側,墨香未散。
故事到這里看似結束,卻也留下一抹回味。人們驚嘆兩位巨人原來還有宗親,但更應記住,他們共同的根不止在紹興,更在那份挺直脊梁、絕不退讓的氣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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