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江青的心腹，曾擔任文化部部長，1976年被職，1977年自殺

1964年初冬，北京氣溫逼近零度。中央實驗歌劇院燈火通明，一份“緊急通知”擺在排練廳門口：上海樂團青年作曲家于會泳次日進京，參加新編現代戲樂隊配器。排練場里，有人低聲嘟囔：“聽說江青看中了他，這回要飛黃騰達嘍。”

其實，于會泳的“飛黃騰達”至少鋪墊了二十年。1925年11月，他出生在浙江余杭一個貧寒農家，15歲背著二胡闖蕩杭州，靠給茶樓跑場子賺學費。1944年，東進的華中抗日縱隊招文藝兵，“青年于會泳”四個字就寫進了名單，自此同革命文藝結了不解之緣。

江南水鄉養出的樂感，加上部隊里摸爬滾打的鍛煉，使于會泳在1950年代迅速冒尖。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上海戲曲學校教民樂，改編地方小調，寫過一首《迎春曲》很受觀眾喜歡。有人說他腦中常冒火花，只要給一段唱腔，轉身能掏出五六種配器方案，同行佩服，學生追隨。

轉折發生在1963年。那年江青南下視察《海港》樣板戲底稿，劇組臨時找人改寫合唱聲部，于會泳被推了出去。合唱還沒唱完，江青忽然拍椅扶手：“就要這種味道！”幾句夸獎像強有力的推手，把于會泳推到政治舞臺的聚光燈下。

被點名后的第二周，張春橋奉命“考察人才”來到上海音樂學院。會談沒超過二十分鐘，張春橋回頭向江青匯報：“人不善言，卻握得住旋律。”江青點頭道：“革命現代戲需要這樣的人，立刻使用?！边@句“立刻使用”后來成了于會泳在上海文藝口廣為流傳的暗號。

1965年，《智取威虎山》唱段進入終審階段，江青親自坐到第一排。于會泳帶領樂隊做最后一次合成，汗浸后背。幕間休息時，江青低聲對他說：“樣板戲是政治，是路線斗爭，你要站穩隊伍?！边@句話，他牢記終生，也把自己綁上了“四人幫”的戰車。

從1966年到1969年，“文革”席卷全國，上海文藝界風云詭譎。老教授、老演員因一句評語被批斗，而于會泳卻步步高升。江青一紙批示，他成了上海市文化局黨委書記；再一紙批示，“九大”代表名冊里印上他的名字。此前，他因寫作中過火的“左”調門被點過名，如今卻搖身匯入“革命樣板”主流。

傳言稱，他主持“樣板戲”音樂組時曾放話：“敢碰我，就等于砸江青的旗?！彪m然未證實，但當晚值班記錄里確有幾行字：“于××情緒激昂，放大嗓門警告反對分子”，足見當時氣焰之盛。

1969年秋，為穩住江青“文藝陣地”，他牽頭寫了《革命現代戲音樂創作四十條》。文件措辭激進，連張春橋都覺得火力太猛。于會泳堅持：“要讓資產階級文藝徹底沒市場?！彼ι磉呏终f：“曲子是武器，音符能殺敵。”

有意思的是，他對技術細節仍一絲不茍。一次修改《沙家浜》序曲，他把整隊樂手召進琴房，僅為一個八分音符的時值重置鼓點。有人悄悄嘀咕：“于部長對音符比對人還嚴。”這句嘀咕，后來成了老演員的自嘲。

1971年之后，“樣板戲”風潮進入巔峰。于會泳負責音樂總把關，手中握著調度舞臺、審查曲譜的生殺大權。數百位作曲家、演奏家要想作品面世，全得排隊等“于部長”一句首肯。名利裹挾之下，不少人寧肯改掉祖傳唱腔，也不敢逆他。

不過，光環背后暗流涌動。1974年末，文化部系統有干部寫匿名信告發他生活作風問題，信件交到中南海，被退回“請自行處理”。于會泳松了口氣，卻也明白：身后已有人磨刀。

1975年1月，十屆二中全會召開。江青力薦，他坐上文化部部長的座位，年僅49歲。會上他發言僅八分鐘，卻用掉“路線”“批判”各十余次，語氣尖銳。散會后，一位老藝術家對身旁同僚悄聲道：“文藝流沙，真不知道該站哪塊?！?/p>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10月6日凌晨，“四人幫”被一網打盡。北京城剛亮燈，于會泳便被宣布“隔離審查”，同時撤銷全部職務。押送途中，他目光呆滯，嘴里反復念一句話：“我不懂政治？我一直在干政治！”車廂里看押人員面無表情，沒有回應。

隔離期間，他被調到一間僅容一張單人床的房子。每天三次寫檢查，間或接受審訊。據記錄，他前后三次想用手帕勒頸都被制止。1977年9月9日晚，值班員聞到刺鼻味，破門而入時，他已口吐白沫，地上半瓶來蘇水滾動。搶救無效，結束了52年生命。

事后，專案組清點資料，發現他留下兩頁草稿，字跡潦草：“音樂無罪，路線有責；自作自受，莫怨他人?！焙翢o挽留，一如他戲劇般急促的起伏。

于會泳的崛起，依托的是“樣板戲”與政治的交織。才華固然真實，但當音符與權力捆綁，旋律再悠揚，也難掩血與淚的噪點。江青的心腹、文化部部長、中央委員……頭銜悉數摘落后，他才明白，掌聲會停，舞臺會散，政治風暴里沒有絕對安全的避風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