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花、蠟燭難抵強權：ICE壓迫下，美國普通民眾為何寧跪不戰？

2026年初，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的零下寒風中，1.5萬名民眾捧著蠟燭、捧著鮮花，跪在ICE執法槍擊案現場默哀，悼念被無辜射殺的蕾恩·古德與亞歷克斯·普雷蒂。沒有憤怒的槍械對峙，沒有激烈的武裝反抗，只有搖曳的燭光、低垂的頭顱和無聲的哽咽。世人不禁疑惑，素來標榜“持槍自由”“反抗精神”的美國，面對ICE的暴力壓迫，為何只剩鮮花、下跪、蠟燭這三件套，卻不愿拿起槍捍衛權益？

要解開這個疑問，首先要認清ICE的真實面目——它絕非普通的執法機構，而是手握生殺大權、近乎不受約束的“強權機器”。ICE成立于2003年，是“9·11”事件后美國整合移民執法職能組建的機構，隸屬國土安全部，擁有約兩萬名執法人員，在全球設有數百個辦事處，是聯邦政府第二大調查機構。其執法權源于《移民與國籍法》，不僅可隨意逮捕、拘留非法移民，更被授權在特定情況下使用致命武力，權限之大令人咋舌。

近期的兩起悲劇，更是將ICE的暴力執法暴露無遺。1月7日，ICE執法人員在明尼阿波利斯抓捕非法移民時，開槍打死駕車的美國公民蕾恩·古德；短短17天后，同樣在這座城市，ICU護士亞歷克斯·普雷蒂被ICE執法人員制服后，仍遭連開10槍射殺。官方堅稱執法人員“出于自衛”，但現場視頻卻與說辭截然相反，《紐約時報》等媒體直指政府“公然違背真相”，而這樣的暴力執法，只是ICE亂象的冰山一角。

數據不會說謊，ICE的壓迫早已常態化、系統化。2026年以來，已有6.9萬人在移民執法行動中被拘留，其中約43%并未受到刑事指控，也無任何犯罪記錄。英國《衛報》梳理發現，僅今年初以來，美國各地至少有8人因ICE執法行動喪生。更令人發指的是，ICE執法帶有強烈的種族歧視傾向，頻繁在少數族裔社區實施街頭攔截、證件檢查，將有色人種視為“重點排查對象”，加劇了社會的分裂與不公。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的激進政策，更是讓ICE的權力徹底失控。2025年7月，政府通過“大而美”法案，為移民執法專項撥款1700億美元，其中ICE預算高達750億美元，還將執法職能“外包”給州及地方執法人員，跨層級合作協議從2024年的135項激增到1300項，覆蓋全美40個州。更可怕的是，ICE被設定硬性遣返指標，倒逼執法人員為完成“績效”開展無差別執法，暴力事件頻發也就不足為奇。

面對這樣的強權，美國民眾并非沒有憤怒，卻始終不敢拿起槍反抗，核心原因之一，便是ICE執法人員享有的“絕對豁免權”，讓反抗者陷入“必輸無疑”的陷阱。明尼蘇達槍擊案中，射殺普雷蒂的ICE探員，最終僅被解雇，未被追究任何刑事責任。美國聯邦法規定，執法人員可“先開槍后調查”，州法律對聯邦機構毫無約束力，若民眾持槍反抗，只會被定為“襲警”甚至“恐怖主義”，面臨毀滅性的法律制裁。

這種“單向豁免”的法律漏洞，徹底瓦解了民眾反抗的底氣。2017年，得州一名農民因對抗ICE拘留中心被起訴，房產、農場被政府全部收繳，一夜之間傾家蕩產；2019年，一場抗議ICE的活動中，組織者被指控“煽動暴亂”，保釋金高達50萬美元，普通民眾根本無力承擔。反抗不僅會讓自己身陷囹圄，還會面臨巨額罰款、資產沒收，這樣的代價，絕大多數人都無法承受。

除了法律層面的壓迫，ICE的技術監控與報復手段，更讓民眾陷入“社會性死亡”的恐懼。如今，美國政府通過面部識別、手機定位等技術，全程追蹤抗議者的行蹤，2026年1月，一名男子因在社交媒體發布ICE執法視頻，便被FBI以“傳播虛假信息”逮捕。更令人心寒的是，抗議者會被媒體污名化為“暴徒”，被企業解雇，失去工作機會與社交關系，甚至牽連子女被社會福利機構帶走。

美國社會的“原子化”，更是讓集體反抗成為奢望。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社群聯結，美國社會強調個體主義，缺乏有效的集體反抗機制，即便民眾對ICE的壓迫怨聲載道，也難以形成統一的反抗力量。多數反移民組織看似聲援受害者，實則受政府資金操控，是政府的“白手套”，比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表面上抗議ICE暴力執法，實則通過訴訟消耗公眾注意力，從未觸及制度核心。

階層分化與身份焦慮，進一步瓦解了反抗的合力。中產階級擔心反抗會影響自己的房貸、醫保，不愿冒險；底層移民則怕暴露身份，被ICE遣返回國，即便遭受壓迫，也只能默默隱忍。明尼蘇達槍擊案后，亞裔商戶集體閉店抗議，卻無人敢公開指責ICE，只因他們擔心自己的合法身份受到質疑，失去在美國的生存根基。不同階層、不同群體各自為戰，根本無法形成對抗強權的力量。

歷史的慘痛教訓，更讓美國人對“武裝反抗”充滿創傷性恐懼。美國并非沒有反抗傳統，南北戰爭時期，南方民眾以槍對抗聯邦政府，結果導致1/3人口死亡，經濟崩潰百年，至今南方仍是美國的貧困帶；1960年代，黑人武裝抗爭ICE的種族歧視，卻遭到軍隊鎮壓，馬丁·路德·金遇刺后，政府通過《反煽動法案》清洗左翼組織，無數反抗者遭到迫害。這些歷史記憶，讓現代人深知，武裝反抗只會帶來更大的災難，而非自由。

很多人疑惑，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公民“持槍自由”，為何民眾不拿起槍捍衛自己的權益？事實上，美國的“持槍自由”從來都不是“反抗強權”的自由，而是資本與權力博弈的產物。槍支企業為了盈利，不斷游說政府放寬持槍限制，而政府則通過槍支管控法案，限制普通民眾獲取具有殺傷力的武器，同時給ICE配備軍用級武器，開展城市反恐訓練，執法烈度遠超普通民眾的反抗能力。

更諷刺的是，美國的槍支暴力，大多發生在平民之間，而非平民與強權之間。據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以來，美國已發生多起校園槍擊案、街頭槍擊案，無辜平民傷亡慘重，卻從未有民眾持槍反抗ICE的暴力執法。這背后的本質，是政府通過輿論引導，將民眾的憤怒引向其他平民，而非強權本身，讓民眾在相互內耗中，忘記了真正的壓迫者。

兩黨的政治博弈，更是讓ICE的壓迫愈演愈烈，卻讓民眾陷入“兩難”。共和黨強調國家安全，主張擴大ICE權限、大規模驅逐非法移民，將移民問題與犯罪、就業綁定，以此鞏固白人保守派基本盤；民主黨則表面上主張約束ICE權力，卻從未真正出臺有效的改革措施，只是將移民問題作為“選舉牌”，爭取少數族裔的支持。兩黨相互推諉、相互掣肘，最終受傷的還是普通民眾。

2026年初，美國國會因ICE撥款問題陷入“技術性停擺”，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表示，若ICE未被有效約束，國土安全部的撥款法案無法獲得足夠支持。但這只是兩黨博弈的手段，并非真正為了維護民眾權益，停擺結束后，ICE的暴力執法依舊我行我素，民眾的抗議依舊石沉大海。兩黨的爭斗，讓民眾的反抗失去了政治支撐，也讓他們深知，依靠政治力量改變現狀，不過是一種奢望。

鮮花、下跪、蠟燭這三件套，看似是民眾的妥協與懦弱，實則是他們在強權壓迫下，唯一能選擇的“安全宣泄”方式。明尼蘇達槍擊案后，民眾為受害者募捐150萬美元，卻無人敢組織武裝對峙；“#StopICE”運動中，無數人在社交媒體發聲抗議，卻有90%的推文被算法限流。他們不是不想反抗，而是無力反抗，只能用這種溫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與悲痛。

這種溫和的抗議，從來都無法撼動ICE的強權地位。截至2026年2月，ICE的執法權限并未受到任何約束，暴力執法事件依舊頻發，被拘留的民眾依舊無法獲得公正對待。蠟燭會熄滅，鮮花會枯萎，下跪的身影會散去，而ICE的壓迫，卻始終如影隨形。美國民眾的這種“非暴力抗議”，本質上是一種絕望的妥協，是在制度暴力下，被迫選擇的生存方式。

有人說，美國人的“反抗精神”早已消失殆盡，實則不然，他們的反抗精神，早已被制度暴力、法律壓迫、歷史創傷所磨滅。美國憲法中“人生而平等”“反抗壓迫”的口號，看似光鮮亮麗，實則淪為資本與權力的遮羞布。ICE的存在，不僅暴露了美國移民政策的弊端，更暴露了美式民主的虛偽——所謂的“自由”“平等”，不過是少數精英的特權，而非普通民眾的權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張騰軍指出，ICE的暴力執法，本質是權力擴張與監督失效的結果，背后是美國暴力執法、種族矛盾、兩黨爭斗等一系列深層積弊。這些積弊相互交織，不僅撕裂了美國社會，更讓普通民眾陷入了“敢怒不敢言”的困境。面對這樣的制度，民眾即便擁有槍支，也不敢輕易反抗，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對抗的不是一個執法機構，而是整個強權體系。

如今，美國46個州、至少300個城市爆發了抗議ICE的示威活動，民眾高呼“ICE滾出美國”，發起“不上班、不上學、不購物”的“全國停擺”行動。但這些抗議，依舊停留在“鮮花、下跪、蠟燭”的層面，沒有任何武裝反抗的跡象。這背后，是民眾的無奈與絕望，是美式民主的失敗，更是強權壓迫下，個體的渺小與無力。

燭光難抵強權，鮮花換不來公正。面對ICE的壓迫，美國民眾寧跪不戰，從來都不是因為他們懦弱，而是因為他們身處一個扭曲的制度中——反抗即毀滅，隱忍才能茍活。這種扭曲的生存邏輯，暴露了美國制度的核心矛盾：用個人自由的口號，掩蓋集體壓迫的真相；用持槍自由的假象，剝奪民眾反抗強權的能力。

或許，美國民眾并非不想拿起槍反抗，而是他們早已認清現實：在ICE的強權面前，在整個制度的壓迫面前，槍支并非“自由的盾牌”，而是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反抗意味著失去一切，而忍耐雖痛苦，卻能維持表面的安穩。這種無奈的妥協，不僅是美國民眾的悲劇，更是美式民主的悲哀——一個標榜“反抗精神”的國家，最終卻讓民眾連反抗的勇氣都被徹底磨滅。

未來，只要ICE的權力得不到約束，只要美國的深層積弊得不到解決，鮮花、下跪、蠟燭，依舊會是美國民眾面對壓迫時的唯一選擇。而那些搖曳的燭光，不僅照亮了受害者的冤屈，更照亮了美式民主的虛偽與脆弱，也讓世人看清：真正的自由與公正，從來都不是靠下跪與妥協換來的，更不是靠強權與暴力維系的，而是靠公平的制度、有效的監督，以及每個個體敢于反抗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