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周總理正批閱文件，聽到消息后厲聲問：他死了，為什么瞞著我

1972年5月，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的書桌燈光如豆。翻閱文件的周恩來忽聞秘書低聲稟報，驟然抬頭，脫口而出：“他死了？為何不早說！”沉重的叱責回蕩在廊廳，幾十年風雨相交的敬重與惋惜，一時壓得人透不過氣。消息的主人，正是久享“蓋派武生”盛名的京劇大師蓋叫天。

要追溯二人殊緣，得把時間撥回到光緒十三年。那年冬天，河北高陽縣西演村的張英杰指尖凍得通紅，卻要拖著木犁在田埂上走。他排行第五，小名“老洞”，因為皮膚黝黑，又被喚作“老黑”。災年頻仍，窮苦人家留不住孩子，他被送進了天津“隆慶和”科班。年僅八歲，握刀練槍，晨昏鞭影如雨，胳膊腿上紫痕累累，他卻樂在其中。師父略一指點，他能一口氣翻出八連跟頭。舊戲迷見了，竊竊私語：這孩子有點像“小叫天”譚鑫培。少年人不服，干脆自命“蓋叫天”——立下“將來要蓋過叫天”的誓言。

身手成名靠的是江湖慘烈。1904年，16歲的蓋叫天已在滬、杭、漢口連演數月，劍舞如風。當朝“清廷供奉”詔令抵至，他淡淡謝絕：“演戲當為百姓。”一句話堵住了所有勸進之口。拒絕權貴的冠冕，代價是舞臺封殺。上海幾家戲院聯手，九年不請他唱。他寧可輾轉南昌、開封，也不低頭。

苦熬之際，1933年的大舞臺意外釀成斷腿之災。他替同臺演員閃身，被真椅角擊中右腿，接骨錯位，再斷再接。養傷期間，好友調侃：“蓋爺，您也是血肉之軀。”他躺在竹榻上悶笑：“武松掉水里也要上岸，我怎能一瘸到底？”

七七事變后，滬上烽火。日本憲兵強逼梨園名伶為“大東亞共榮”唱彩頭，《鐵公雞》的海報沒打招呼就印上他的名字。演出當晚，全場癡等頭牌，帷幕卻遲遲不啟。蓋叫天帶著家小躲到郊外，借著秋雨釣魚，連漁翁都說“這位老哥心真大”。第二天憲兵上門興師問罪，他抬起曾折的右腿輕輕一拍：“斷骨難折腰。”幾句“目不識丁”“家中不訂報”把日軍支得無話可說。

1943年，他不為權貴唱，卻為難民開粥廠、辦義演。上海灘名伶云集，《大名府·一箭仇》一票難求，他分文不取，只要后臺多備幾桶粥。“生計不同，義氣同在”，連坐鎮重慶的杜月笙聽說后也只有搖頭苦笑。

1949年春，北平尚戰煙未散，新中國的天光已破曉。周恩來在西柏坡向夏衍交代：“到上海先訪幾位老先生，梅蘭芳、周信芳，還有蓋叫天，務必請他們安心北歸或留滬。”同年秋，三個名字的職務塵埃落定：梅蘭芳主政中國京劇院，周信芳領銜上海京劇院，蓋叫天則落子杭州，任浙江省文聯副主席。老先生聞訊，拍拍膝蓋笑道：“好，南北各自上臺，唱給百姓聽。”

1956年春，蓋叫天七十華誕，上海延安劇場高朋滿座。梅蘭芳特地獻上墨寶，周信芳、俞振飛、田漢皆到場，天馬制片廠放映《武松》《蓋叫天的舞臺藝術》片段。臺下掌聲如浪，臺上老生長揖致謝：“生我者父母，扶我者共產黨。”不擅言辭的老人，此刻有些哽咽。

1957年9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抵杭。蓋叫天聞訊，自請登臺。禮賓處婉拒，他頓生郁色。周恩來面帶歉意地解釋：“今日請您同我作陪，并非不讓您亮相，而是要讓英雄與英雄對話。”老人會心，最終在《打店》里亮了十分鐘身段，劍花一綻，臺下掌聲雷動，伏羅希洛夫驚嘆連連。

進入六十年代，形勢轉折。饑荒期間，周恩來特批給這位“國寶”每月配發蛋奶，囑托文化部“務必讓蓋老吃得上肉”。即便如此，82歲的蓋叫天仍舊在寒舍里為后輩改戲改腔。1970年1月16日，他因高燒醫治不及，靜靜辭世。家人顧慮動蕩，不敢聲張，只低調擇處安葬，連一塊像樣的墓碑都未立。

兩年多后，國務院例行辦公。一份報刊材料被呈到總理面前，上書“蓋叫天逝世周年祭”。周恩來驟然緊握紙頁，聲音陡高：“他何時去世？為何沒人告訴我？”廊外人聞之皆默。總理旋即批示浙江方面，為蓋老移柩安放，建紀念所，纂集唱腔資料，編寫《蓋派技藝譜》。1978年9月，伴著潮濕的江南秋風，蓋老的骨灰安入杭州龍塢紫云山麓，鑼鼓聲中，《武松》《一箭仇》再度響起，蓋派絕技得以傳承。

世人評蓋叫天，多用“俠骨”二字。他能在余震不斷的舊時代挺起腰桿，也能在新中國再起板眼。周恩來的那聲質問，并非責備，而是對良知與風骨的惋惜——失去這樣一位以身殉藝、心系蒼生的老藝人，實在可惜。歷史長卷里，那一聲“他死了，為什么瞞著我”，至今仍回蕩在耳畔，提醒后來者銘記曾經在聚光燈下舞出萬千豪情的蓋派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