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嗜酒如命，退休后工資縮水不夠買茅臺，工作人員想出妙計

1958年春，北京總參作戰會議散場，許世友挎著大檐帽，抖落身上的塵土，招呼身邊警衛：“走，弄兩碗酒，解渴！”會場里有人竊竊私語：這一身虎勁看來得靠高度酒壓著，換別人早就趴下了。許世友回過頭，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酒壯膽，酒也提神，咱從小就離不開它。”

他對酒的感情來自少年苦日子。1913年，許世友出生在河南新縣的石山溝，家里孩子多，母親要靠打短工糊口。十四歲那年，他被送到嵩山少林，白天鉆木取火熬藥，夜里在大殿里練拳。老方丈見這孩子一腔狠勁，便以酒代水，讓他習慣寒夜站樁，“酒能暖骨，骨暖則氣通，”老人語重心長。自此，酒與拳功一起，在少年的血脈里扎根。

1929年冬，他隨紅四方面軍入川，成了班長。軍紀嚴，喝酒是大忌，偏偏他腰間總纏個竹筒，里頭裝著自釀的高粱燒。連長詹才芳查鋪時揪住這竹筒，差點開罰。許世友爽快認錯，卻憋得難受。幾次夜間行軍，他偷偷灌兩口，第二天沖鋒沖在最前面，戰士們說“許班長喝得越多，沖得越猛”。毛澤東聽匯報后，把他喚來談心。毛主席怕他誤事，提出三條：臨戰前不許沾酒；打仗時不許帶酒；要是吃了敗仗，連想酒都別想。許世友甕聲應下：“行！只要打贏，啥規矩都聽！”

抗戰、解放戰爭一路廝殺，許世友從團長、師長，一直打到縱隊司令，身邊的酒壺從未空過。1949年南京解放，他命人找來兩壇茅臺，夜里在總統府大門口擺桌小酌。有人勸他留點好酒慶功，他擺手：“城都拿下了，還怕沒機會慶功？”

新中國成立后，軍人薪餉變成了“工資”。1952年，正師職每月三百余元，北京東交民巷的國營商店里，一瓶飛天茅臺才2.84元，許司令一個月能買百十來瓶，喝得胸口滾燙。后來物價上揚，1963年售4元、1978年飆至12元。問題來了：1983年秋，年邁的許世友主動交上轉業申請，月薪驟降，千把塊的津貼沒了，固定收入只剩五百來元。茅臺卻沒有“革命友誼價”，門市照樣十二塊，老將軍有點坐不住了。

一天傍晚，他在南京玄武湖畔散步，心里嘀咕：再這么漲，怕是買不起了。回到家，他抄起算盤撥拉半天，把工資、醫藥費、家用一合計，額頭直冒汗。秘書小胡看將軍悶悶不樂，問：“司令，又想戰術問題？”許世友嘆了口氣：“啥戰術？是口糧。”說完指指柜里的空瓶，“這玩意兒，喝得起才有勁兒。”

小胡琢磨了一夜，第二天遞上一疊稿紙：“您當年寫的《新四軍紀事》《淮海戰役側記》銷量不錯，出版社尚欠稿費兩千多。不如把這筆錢提出來，專門買酒。”許世友瞪大眼，“這是我血汗寫的，不是國家額外照顧？”小胡解釋，稿費屬個人合法收入，不花也是放著生灰。將軍這才咧嘴：“那行，全買酒！”

從此，每月郵局都會送來一大紙箱，上面蓋著“茅臺酒廠”紅印。許世友按兵役醫院囑咐，一天半斤，過量不行。他偶爾手癢，干脆拿粗瓷大碗倒滿，仰脖灌下，嘴里還念叨：“半斤不過口，算啥！”

難題并未全部解決。老戰友來南京探望，按規矩要擺酒接風，三五瓶怎么夠？小胡跟幾位后勤干部合計，托貴州軍分區幫忙，從地方小酒坊挑了批“翻沙酒”；成本只及茅臺三成，卻帶股子焦糊香。主人杯里是真貨，客人碗里是“山寨”，只要溫度適宜、入口不分，高下很難辨。為防穿幫，客人提前打招呼，人人心照不宣。多年里，宴席上常見這樣的情景：許世友仰頭喝，眾將相視一笑，跟著舉碗，誰也不拆穿。

1984年初冬，他在廣州軍區醫院復查，被確診為肝癌晚期。主治醫生勸他戒酒，他把頭一擺：“戒酒？讓老子少活一月也行，就是不能沒這口。”醫生只得限定劑量，每日棉簽蘸酒，潤一下舌頭。疼痛來襲時，他嘬一小口，呼一聲長氣，“這才像活人。”

彌留之際，他囑托衛士：“家里的茅臺別糟蹋，給兄弟們留著，有聚會就開。”1985年10月22日，這位鐵血上將走完73年人生。等到整理遺物時，人們在床頭柜發現幾張未兌付的稿費收據，背后用鉛筆寫著——“換酒”。

同在1970年代迷上茅臺的尤太忠，態度截然不同。1971年兩人同到北京議事，晚上去前門飯店小聚。賬單拿來，一瓶茅臺標價三元。尤太忠倒吸一口涼氣，小聲嘟囔：“這可抵我半月伙食。”從那以后，他干脆回到糯米酒，偶爾小杯抿一口，笑稱“把錢省下來給戰士加菜”。同袍們打趣他摳門，他只擺手：“該花的花，不該花的省。”

一將豪爽，一將節儉，卻都在烽火歲月里浴血前行；愛酒或惜財，不過性情寫照。許世友的酒氣，混雜著硝煙與鄉土的醇香；他的故事，也像那一壺陳年茅臺，辛辣中透出甘冽，飲者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