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10日下午,東北的夏雨剛過,空氣里還有未散的泥土味。鄧小平跨出專列車廂,望著站臺上簇新的紅旗轎車,隨行人員聽見他輕聲感慨:“六年前的承諾,看來真見了成效。”一句話,把眾人拉回1958年那次意義非凡的初訪。要理解這句話,需要把時間撥回到那年秋天——一汽廠房里機器轟鳴,第一代東風、紅旗正從圖紙走向現實,而國家卻正為“油從哪兒來”而撓頭。
1958年9月19日,午后兩點,鄧小平剛踏進一汽接待室,就被墻上一排彩色照片吸引。那是工人們前夜趕制出來的最新車型圖。廠長饒斌迎上前,簡短介紹后,鄧小平連聲稱贊:“好!好!好!”他拿出隨身的小本子,記下生產數字與計劃擴能指標。對方提到打算把年產能從三萬輛推到十萬輛時,他點頭很堅定:“汽車工業要成規模,量必須上去。”
隨后一行人走進轎車總裝線。焊花飛濺,橘紅色的車身在吊鏈上緩緩前行,工人們汗水淋漓。鄧小平俯身摸了摸車身噴漆,問得直接:“和伏爾加比如何?”技術員回答:“我們更寬敞,配置也高。”又問:“比吉姆呢?”“也要高級些。”聽到這話,他短促地笑了笑,“那就多造幾輛,別讓人小看咱。”
然而,氣氛在談到燃油時陡然凝重。饒斌打開記錄本,坦率地匯報:國內汽油供應緊,部分試車只能用配額里的少量燃油。鄧小平皺眉,卻隨即舒展開來,半是認真半帶調侃地說了一句:“石油緊張,就研究替代燃料吧!咱紅薯多,酒精也能燒,只要不燒茅臺就行。”屋子里爆發出笑聲,緊繃的臉一下子輕松了。可笑聲背后,大家都明白,那是對貧油現實最幽默也是最沉重的注腳。
缺油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堪稱“第一堵墻”。1950年代初,連北京街頭的公共汽車都頂著煤氣包,軍政要用的汽油得層層審批。幾位技術員事后回憶,這句話幫他們擠掉了幾分關于“石油短缺思維”的焦慮:既然領導都鼓勵大膽試,干脆趁熱打鐵,從代用品入手。于是玉米芯、甜高粱甚至植物油都拿來實驗,雖最終未形成成熟路線,卻為后來的調和燃料積累了數據,某種意義上也映襯了“大辦試驗田”的時代氛圍。
把鏡頭再推前一點。1949年12月,毛澤東到莫斯科參觀斯大林汽車廠時那一句“我們也要有這樣的大工廠”,隨后被寫進《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的附件里,化為“156項重點工程”中的第一汽車制造廠。地點落在長春,一為靠近蘇聯,二是便于利用“滿鐵”時期遺留的廠房基礎。1953年7月15日破土動工時,現場沒有銀幕上那股“熱火潮”,而是滿地荒草、工棚稀疏、技術設備缺口巨大。吉林省委常委饒斌臨危受命,率著一支以退伍干部和青年學徒拼湊的隊伍,拿著蘇聯人留下的圖紙和自己畫的草圖,跟時間賽跑。
三年里,超過三萬名工人把泥濘荒灘變成火紅車間。1956年7月13日夜,第一輛“解放”牌CA10卡車憑借200匹馬力的發動機,在測試跑道上跑完最后一圈,喇叭聲劃破寂靜。12小時后,12輛“解放”并排停在總裝廠前,紅綢子飄揚。新中國終于從“只能修車”跨進“能造車”時代。
毛澤東1958年2月到一汽考察,臨別前笑問:“什么時候我能坐上咱們自己的小轎車?”這句話像鞭子一樣抽在每個技術員心頭。兩個月后,突擊隊成立;再過一個月,東風CA71樣車開下生產線;5月21日,東風駛入中南海,毛主席摸著車門說:“坐上我們自己造的車了。”半個月后,中央指示加快高級轎車研發。于是紅旗CA72在8月誕生,從格柵到尾燈都散發著那個年代特有的大氣與自信。
也正是這股子勁頭,讓鄧小平把目光一次次落到這座工廠。1964年那天,他對新近裝配好的CA30A越野車愛不釋手,問產能、問毛病、問零部件本土化率。技術員告訴他國慶節準備交車三百輛,他只說一句:“干,就得有這個氣魄!”停頓片刻,又補上一句,“質量是底線,誰都別糊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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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汽摸爬滾打的同時,石油前沿也有了戲劇性突破。1960年冬,王進喜帶領的鉆井隊在松嫩平原打出中國第一口高產油井;1963年春,大慶油田證實可工業化開采。汽油、柴油日漸充足,汽車工廠終于能把“酒精替代”實驗束之高閣,加速正牌發動機的校準。對鄧小平那句玩笑,老工人們后來回憶:“如果真燒茅臺,成本不得了,領導一句笑,咱可笑不出來。”話雖半真半假,卻折射出彼時條件之艱。
時間推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汽車依舊落后世界主流水平。1978年秋,中方代表團在日本出訪時,一輛國產車因爬坡乏力拋錨在半路,那份尷尬觸動了參與人員的神經。回國后,一份關于“合資經營”的簡報放在鄧小平案頭。他用鋼筆寫下六個字:“合資經營可以辦。”這六個字打開了后來的合資大門——上海大眾、北京吉普、廣州標致、天津一汽豐田陸續落地,成為八十年代中國工業對外開放的活證。
1984年國慶前夕,中央決定由一汽為首都閱兵生產紅旗防彈檢閱車。當年春天才重啟轎車線的廠里人手緊張,關鍵設備老化,圖紙尚未定稿。技術人員在僅有的四十多天里通宵達旦,全部工序一氣呵成。9月30日深夜,兩輛噴著亮黑漆的紅旗HCA7220駛入中南海。第二天,天安門城樓上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盛大閱兵,68歲的鄧小平就是乘這輛車檢閱三軍。后來,他特地給一汽發來嘉獎令,只有14個字:“大功告成,值得祝賀,再接再厲,前途無量。”
進入九十年代,隨著浦東的吊車臂高懸,內燃機的轟鳴聲換了地標。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來到上海大眾。腳下是環形生產線,眼前是一輛輛即將下線的桑塔納。他對陪同人員說:“如果我們還閉著門造車,恐怕還得用大錘敲打。”這番話不只是針對汽車,它象征著一個走向開放的新經濟周期已然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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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58年會客廳的那句“只要不燒茅臺就行”,多年后仍被一汽老職工津津樂道。他們說,領導那天的笑聲不大,卻給了大家沖破束縛的膽氣。膽氣二字,后來寫進無數張工藝改進卡,也寫進一輛又一輛駛出廠門的國產車。從“解放”到“紅旗”,從CA10到CA770,再到合作生產的桑塔納,都是這句半真半玩笑的話在延伸:困難擺在眼前,想法子突破,別拿窮作借口。
中國汽車工業的歷史,看似只是機器轱轆的轉動,實則是一部技術、體制、資源“三線作戰”的長卷。鄧小平兩次走進一汽,留下的遠不止幾句話,對燃油的調侃也不只是一段佳話。那是一種面對短缺的從容,一種愿意解題的勇氣,更是一種面對世界坦然競爭、敢于合資引智的開放胸懷。今天的馬路車流喧囂,與當年一汽廠房里第一聲馬達轟鳴,隔著歲月卻同樣鏗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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