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開國將軍齊聚合唱，赫魯曉夫對周總理感慨：只有中國才能這樣

1959年10月1日傍晚，人民大會堂的紅色天幕還未拉開，臺下卻早已人聲鼎沸。外賓區里，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望著滿場軍裝整潔的銀發將帥，悄聲問身旁的翻譯：“都是真正打過仗的將軍？”得到肯定答復，他不由得挑眉：世界上罕見！

這一幕的出現，其實源于十個月前的一道電報。1958年12月，中央和總政治部商議國慶十周年慶典方案，突然提出一個新點子：請軍中戰功卓著的開國將軍唱一臺“軍歌大合唱”。消息先在高等軍事學院傳開，不少老將軍下意識以為自己聽錯了——槍林彈雨中他們是行家，五線譜卻像天書。可命令就是命令，領袖要見到“老戰士們的精氣神”，于是質疑聲很快被“到北京集合”取代。

先期被點名的只有87位在軍事學院進修的將軍。閻捷三少將那時任后勤學院教育長，他回憶說，接票時心里直嘀咕：唱不好丟人啊。然而開國中將唐延述和王中槐被推舉為團長、政委后的一句話打消了顧慮——“唱走調，也要唱出我們當年的沖鋒味兒。”這種豪氣立刻把大家凝聚到一塊兒。

隨后，各大軍區陸續增援，北到黑河、南到三亞，電報雪片似飛來，短短數周便湊齊了兩百多號將星。上將級別多達四十余名，里外看去，簡直像一場臨時召開的高級軍官會議。音樂指導謝承培中尉第一次走進排練廳，被這一片紅色領章嚇得立正敬禮。他剛放下手，就聽見有人開玩笑：“小謝，你是‘總教練’，咱們都聽你指揮。”說話的正是斷臂仍豪邁拍節子的彭紹輝上將。

排練從識譜起步。有人頓足找拍子，有人把高音線條唱成了行軍號子，笑場不斷。可到了夜深，窗里總會亮著燈，老將們把軍帽擱在一旁，對著鏡子反復練聲。李志民上將這時“重操舊業”，他二十年代辦過小學，當過教員，又在紅軍里搞宣傳，那雙指揮棒一樣的手一揮，臺下老同志立刻肅然起立。有人悄悄議論：“老李當年對東北軍放孔明燈的勁頭又回來啦。”

排練之余，還發生不少趣事。皮定均中將挖出一塊花池當小菜園，邊拔草邊哼《我是一個兵》，常把謝承培拉去給菜澆水；張愛萍上午推敲歌詞韻腳，下午卻能轉換角色，在戰術課上和學員辯得面紅耳赤。將軍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老胳膊老腿不頂事，嗓子還得頂得住。”

6月初，合唱團在北京工人體育館亮相，全場掌聲幾乎把屋頂掀翻。消息傳到中南海，周總理立即決定加演一場。懷仁堂那次彩排，毛澤東幾度抬手輕拍座椅扶手，隨口和聲，氣氛熱烈得像當年的延河夜晚。演出結束，他笑著對身旁的賀龍道：“這支隊伍還真能打，也真能唱。”

國慶臨近，周總理又下令擴編，把名單增至三百人，最終精挑細選二百三十位參演，將星陣容之盛，連軍樂團指揮都感嘆“這要是一聲令下，能組建幾個兵團”。為確保效果，文化部周巍峙把正在北大荒勞動的報幕員周如雁火速空運回京，理由就一句：“大會堂舞臺大，得有個身板兒夠氣場的姑娘。”調令當天飛抵北京，創下了文藝調動的罕見速度。

9月30日晚，帷幕開啟，燈光聚焦。站在最前排的鄧華、楊得志、洪學智等人胸前勛章閃閃。熊伯濤少將朗聲誦出那段頌詞，字音不夠京味，卻句句滾燙。接著《在太行山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解放區的天》……歌聲一浪高過一浪，合著李志民的指揮棒，像密集炮聲，又如江河奔涌。1.7萬觀眾幾度起立，掌聲夾雜口號，現場幾乎變成戰場凱歌回響。

等到謝幕，蘇聯代表團仍忍不住回頭張望。赫魯曉夫握住周恩來的手，語氣里帶著難掩的感嘆：“Е?то возмо?жно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只有中國才能這樣！”周總理笑得意味深長，只淡淡一句：“他們都是毛澤東的戰士，唱的是人民當家作主后的心聲。”

這一夜之后，“將軍唱軍歌”的故事傳遍世界，西方報紙滿版報道，既驚訝又佩服。有人計算過，臺上諸將累計指揮過的軍隊超過千萬，參加大小戰役不下千次，卻甘愿為一場合唱從零練起，這種服從與真誠，體現的正是那個年代部隊的獨特氣質。蘇聯軍官事后感慨：同樣是紅軍出身，為何他們能在歌聲里把槍炮洗成和聲？

合唱團在1960年初解散，多數將軍回到各自崗位。從此，舞臺燈光替換成作戰地圖、課堂黑板或后勤倉庫。有人晚年談及那段經歷，總是一笑：“年輕時唱過戰斗號角，老來再唱建設之歌，值了。”閻捷三少將晚年回晉城途經太行，車窗外山風呼嘯，他下意識哼起《在太行山上》，同行人員記得清楚，他那天精神格外健旺，仿佛又回到1959年人民大會堂的聚光燈下。

將軍們的嗓音或許早已沙啞，可那次集體高歌留下的震蕩并未消散。對很多聽眾而言，那不僅是一場演出，更像一份無聲宣言——槍可以封存，軍銜可以褪色，唯忠誠與擔當不可淡去。若問那天為何能震動赫魯曉夫，不得不說，答案其實寫在每一位將軍挺括的軍裝上：信仰一致，步調才能一致，而一致的歌聲，自然能夠直抵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