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周總理宣布國共第三次合作具體方案：蔣介石可來中央任職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夜，萬隆會議前夕，機艙里燈光昏黃。周恩來合上文件，對身旁工作人員淡淡地說：“明早見分曉。”他此行的行李極簡，卻帶著一份沉甸甸的任務——為臺灣問題爭得喘息空間。

飛機落地第二天，會議席間幾度波詭云譎。部分與會國代表受西方慫恿，不斷在臺灣歸屬上做文章。周恩來卻以“求同存異”八字訣拆招，提出中國領土不容分割，卻愿同美國坐下來談判緩和臺海局勢。會后，中國外交的天空豁然開朗，十多國相繼與北京建交，“封鎖論”應聲崩塌。

拂去會場的余溫，臺灣仍是橫亙在新中國面前最棘手的難題。早在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退臺灣之前，粟裕已被任命為渡海作戰總指揮，登陸作戰方案擬定完畢。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鮮半島烽火驟起，第七艦隊闖入臺灣海峽，大陸不得不擱置攻臺計劃。槍聲仍在鴨綠江畔回響，臺海卻被迫進入漫長對峙。

停戰后，北京判斷形勢已變。毛澤東對周恩來說：“武打不行，就要文打，但底線不能丟。”自此，武力準備不撤，和平努力加碼。中央成立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掛帥。任務清楚：在國際上堵住美國的嘴，在海峽里撬動蔣介石的心。

一九五六年初，周恩來展開東南亞七國之行。仰光、大吉嶺、科倫坡……一次次握手，一場場演講，主題只有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事，請世界勿插手。印度加爾各答的記者會尤其醒目。那天大廳里坐滿國際媒體，問題一個比一個尖銳。一個西方記者忽然發難：“如果蔣介石帶著臺灣回歸，北京會給他什么位置？部長？”現場空氣瞬間凝固。

周恩來抬眼，語速不快：“部長太低。”短短四字，像投石入湖，記者席一片騷動。話未完，他續道：“中央政府可以為蔣先生安排適當職務，他年事已高，可在北京頤養，也可繼續居臺。”這番話既是即席機鋒，又是遞向臺北的橄欖枝。

事實上，早在當年一月三十日，中央已對外宣布力爭和平解放臺灣的新方針。六月二十八日，周恩來進一步公布“國共第三次合作”設想：一、國民黨人員既往不咎，立功者有獎；二、臺灣高度自治，蔣介石可駐臺，保留相當兵力；三、中央設位，蔣介石來京可擔任國家領導職；四、臺灣仍行“三民主義”；五、兩岸開放航運、郵電、貿易，共振經濟。這一連串表述在國際媒體掀起波瀾，外電驚呼“前所未有的讓步”，卻更顯出大陸對國家統一的決心。

周恩來并不幻想空中樓閣，他清楚，蔣介石慣于多疑。為了消除顧慮，北京悄悄發動民間紐帶。浙江同鄉、舊友舊部、學界覽才，皆被請來茶敘。周恩來低聲告知：“告訴那邊，我們可以等，也可以談，只要承認一個中國。”不少國民黨舊將暗自動搖，書信、照片穿越海峽，溫故故鄉情。

一九五七年，蔣介石指派宋宜山赴京探虛實。宋宜山掛名探親，實為眼線。抵達后，他先被請去功德林探望弟弟宋希濂，見其生活安穩，心中暗自嘀咕。隨后，周恩來親自接見，以極為坦誠的口吻闡釋和平統一藍圖。宋宜山回臺后撰寫萬言報告，字字懇切。遺憾的是，蔣介石對報告半信半疑，合作之門再度闔上。

時間推至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臺北士林官邸上空陰云壓城，蔣介石走完了八十九年的人生。同年，海峽對岸的周恩來病榻不起。臨行前，他囑咐身邊人移交全部對臺工作文件，“早晚要靠它們”。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榻旁的掛鐘停在凌晨四時，三十載斡旋未竟，老人悄然長逝。

周恩來的骨灰盒最終放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無聲地訴說那份未完成的心愿。若翻檢歷史檔案，看得到他留下一頁頁批示、一次次電報、無數通宵的談判記錄。有人問，當年那句“部長太低了”是權宜還是謀遠？答案或許在于他反復強調的八個字——“求同存異，和平統一”。在冷戰迷霧與炮火硝煙中，這位總理固守原則，卻又愿意給對手留出體面；既能在國際舞臺寸土必爭，也肯在家國統一上傾盡心力。可惜棋局縱橫，尚未到落子時，那一抔青灰已靜靜守在臺灣廳，繼續等待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