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新中國“謀事在毛，成事在周”，事實真是如此嗎？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正午，禮炮聲撕開長空，毛澤東俯瞰廣場，面對人潮高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人們或許不知道，幾步之外的周恩來正屏息注視著人群，手里那張典禮程序單已被捏得起了褶。自此，“一謀一成”的組合正式走到聚光燈下。

說毛澤東善謀，并非溢美之詞。解放戰爭后期，他獨立判斷，以遼沈戰役為突破口，“先打錦州，再取東北”的電令擲地有聲。林彪遲疑，他回電請示；毛澤東只回四字：“刻不容緩”。遼沈速決，津門大捷，華北解放的大門隨即洞開。許多年后，有老部下感慨：“主席那一封電報，等于把全國的天平撥了一下子。”

不過，僅有高屋建瓴的戰略遠遠不夠，戰場之外，同步要解決的是糧、錢、人。新政權初立，百廢待興，華北大旱，南方水澇，城市里工人三個月沒發薪。周恩來坐鎮北平行政院，不到半年連簽上百道急件。軍工、糧食、金融、銷贓土匪、遣散舊軍，每天一個山頭。身邊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常常凌晨兩點才放下筆，四點又坐回案前，煙灰滿桌，燈光亮到天亮。”這股子把“謀”變成“成”的勁兒，成了新中國開局時最可靠的紐帶。

有意思的是，兩人相互的信任并非天生。時間撥回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紅軍血戰湘江后元氣大傷，博古與李德的教條化指揮遭到普遍質疑。會前夜，周恩來輕敲毛澤東的房門，開門見山：“部隊不能再這么打下去了，你出面吧，我來配合。”毛澤東沉吟片刻，“臨陣換將，兵家大忌；但事已至此，也只能背水一戰。”次日大會，周恩來率先發言，直指指揮失策。王稼祥、朱德隨即相應，毛澤東重新進入核心。長征由此脫險。所謂“謀事在毛”，這一次的關鍵，卻是周恩來“促成”了毛的謀劃落地。

進入五十年代，政治排查風行，“出身論”不時闖入各行各業。一天，文化部請示要不要錄用一位演員，原因是她父親曾穿過國民黨軍裝。周恩來放下手中文件：“如果連孩子的路都要堵死，那就把我這個總理也撤了吧。”話音很輕，殺傷極重——文件就此退回，女孩順利入團。消息傳到中南海，毛澤東笑著點頭：“還是恩來辦事周到。”在國家百廢待舉的當口，人才是最緊俏的戰略資源，這一點，兩人心照不宣。

外事場合更能看到“成事在周”的鋒芒。五五年的萬隆會議前夕，美蘇隔空對峙，亞洲新獨立國家左右觀望。毛澤東定調“求同存異”，背后是周恩來晝夜構思的談判藍本。飛機降落印尼時，他只帶了薄薄一個公文包，卻在七天內說服了十多個代表團共同起草《萬隆十項原則》。英國記者卡明斯背地里感嘆：“那位中國總理，像老中醫配了一劑湯藥，讓會場的高燒一下退了。”這一次，毛的謀略化為周的談判藝術，國際舞臺多了一張新中國的名片。

當然，也別把兩人角色分割得過于絕對。六五年“三線建設”啟動之初，毛澤東在長春會議上拍板提出“好人好馬上前線”，但具體選址、預算、設備轉移，全靠周恩來和李富春、薄一波跑遍大西南；反過來，周恩來籌建“兩彈一星”工程，定下的技術路線，卻是毛澤東當年與錢學森長談后拍板認可的。謀與成，在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遠非一句口號可以截然區分。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巨人對同志的失誤也常以“留有余地”為原則。博古被免后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后來犧牲于空難；潘漢年因逆境入獄，終身未遭極刑；五十年代處理高崗饒漱石問題，毛澤東反復叮囑“病要治，樹要修，不可一棍子打死”。這份包容，離不開周恩來在中南海內外穿針引線，彌合裂痕。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醫生們仍束手無策。周恩來駕鶴而去當天，毛澤東在臥室里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話：“從此后，沒人和我商量了。”八個月后，這句話成為預言。兩顆星相繼熄滅，卻為后來者鋪下了穩固的軌道。

回到那句流傳甚廣的評語——“謀事在毛，成事在周”。它有幾分道理，卻不及真相豐厚。毛澤東的預見與定力，周恩來的執行與周旋，像鉗子的兩臂，缺一便失了發力的支點。新中國的奠基，是兩位巨人以不同角度共同完成的浩大工程，這是歷史留下的最樸素也最有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