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得知張治中生活困難，提醒江渭清：欠張將軍的錢還了沒

1949年春天的北平城，玉蘭含苞，城墻上的彈痕還未來得及風化，街頭巷尾卻處處議論著一件新鮮事：隨國民黨和談代表團來到北平的張治中將軍，竟然沒有返回南京，而是留了下來。多數人只看到這位“和平將軍”日夜奔走的身影，卻很少有人察覺，他和家人正為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犯難——生計。

熟悉張治中的人知道，這位曾經的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早年在辛亥革命里便掄過大刀。抗戰時期，他是淞滬會戰正面戰場的主將，后又三入延安，在蔣介石與中共之間斡旋。一身風骨，許多舊部念他好，可出了南京那道城門，銀元、票子、地產全成了廢紙，身上就剩一只破皮箱。張家人下了飛機住北京飯店，看似風光，實則盤纏日緊。張治中在日記里寫過一句話：“衣食所需，實告匱乏，然不忍言。”這一句，只有周恩來和毛主席聽得見。

彼時中央機關百廢待興，用錢處處要花，按理說很難再分出額外經費，可周恩來還是給張將軍批了每月六百元津貼。錢不多，卻是一份態度。張治中卻不好意思伸手，他習慣記賬，能不動就不動。孩子看著父母發愁，偷偷跑去找了時任華北“看門人”傅作義借了五百元。傅作義當場遞過現鈔，說了句：“自家兄弟，用著先拿。”

八月十三日這天，張治中以紀念松滬抗戰十二周年為名，邀請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老友到北總部胡同十四號小聚。周恩來進門的第一句話是：“文白兄，住得順手嗎？”隨后環顧四壁，桌上卻擺著北京飯店的滿漢菜譜。周恩來皺眉，半開玩笑半認真：“這頓得花不少，打哪兒省出來？”張治中笑了笑，坦言“昨兒向宜生兄借的”。屋里氣氛瞬間凝住，大家互望一眼，誰都不好再說。

飯局散后，周恩來回到辦公室，提筆寫了一張小條：“張文白先生經濟困難，撥六千元應急。”第二天，中央辦公廳就把錢送去了北總部胡同。張治中在賬本上記下“七月軍機處六千元”，卻沒寫一句感謝。他明白，這不是私人恩惠，而是新政權對舊友的體面。

幾天后，毛主席結束會議，隨手把會議記錄夾在腋下，對著江渭清招了招手：“渭清，你從前借張將軍那筆銀元，記得吧？”江渭清哈哈一笑：“主席，記得，可還沒湊齊。”毛主席停下腳步：“當初困難，他幫了我們。現在人家手頭緊，該還的就得還。”一句話，說得走廊里的人都紅了眼眶。誰能想到，正決勝千里的總司令，會惦記區區幾千塊舊銀元。

這席談話很快傳到張治中耳里。他沒有催賬，只在日記里寫道：“仁者念舊，不負昔日。”幾十個字，情義已足。隨后，江渭清把湊來的錢親自送去，又添了一只小匣子，里頭是湘西特產的煙葉，說是“再謝當年援手”。張治中推辭不過，掛在書房上了鎖，卻再沒動過那份禮。

其實，照當時的物價，張治中每年能靠津貼勉強維持。可家中十二口，太太、孩子、傭人都要吃飯，家具衣物又得重新置辦，稍有宴請便成入不敷出。有意思的是，他依舊保持了早年舊軍人“賬目分明”的習慣：哪天用過多少大米，哪次搭過哪位朋友的車，筆筆寫得清清楚楚。周恩來看了賬本，搖頭失笑，卻更放心——“這樣的人，不會亂伸手。”

除了金錢上的相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撫慰。張治中留北平伊始，難免茫然。毛主席常在府右街寓所深夜亮燈時順道敲門，絮叨些舊事。二人偶爾追憶1937年廬山談話，偶爾談起延安的窯洞豆腐。張治中一次感慨：“您記得的事太多。”毛主席擺手：“朋友的賬，本就該記。”短短一句，又是鐵骨柔情。

1949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開幕式前夕，張治中接到通知，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他清晨換上常服，胸前只別一朵小白花。老友相見，點頭微笑。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是曾經的統治階層代表，而是新中國的一名建設者。會議期間，他提出加強民族地區軍政干校、推進西北交通等建議，多數被采納。能在新的政權里找到位置，比起金錢更能解心中塊壘。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幾年，并不寬裕。張治中依舊每年八月十三設宴，周恩來自然不會缺席。有年冬夜，周恩來帶來一盆他親手炒的魚香豆腐，還說：“去年吹過牛，今天兌現。”屋里笑作一團，寒意一掃而空。席間，張治中談到自己想寫抗戰回憶錄，周恩來立即拍板：“寫，真實地寫，別怕犯忌。”不久，《西行漫記·續記》在北京東方出版社排出鉛字，發行量不大，卻讓不少青年讀到“和平將軍”那段曲折心路。

令人遺憾的是，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張治中身體日漸衰弱。1966年春，他因心臟病住進三〇一醫院。周恩來忙到深夜，也要讓警衛把最新藥品送去。兩年后，病勢惡化，毛主席從武昌發來電報，再次囑人送上東北人參。院方檔案里清楚記錄，患者家屬三次致謝，主席批示“不需回報，安心靜養。”

1969年清明未遠，張治中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九歲。靈堂布置得簡潔，只懸一幅書“舉世無雙之義氣”，落款卻是“蔣澄法”——那是三十年前便許下的題字。周恩來走到挽聯前站定許久，默然不語。回門廳時，他突然問工作人員：“董其武、陶峙岳到了嗎？”得到否定回答后又補上一句：“趕快去請，他們得來。”

告別禮成，周恩來把張家人喚到一旁，低聲說：“有難處就找丁江同志，他會想辦法。”一句樸素的承諾，比任何哀悼辭都厚重。張治中的長子后來回憶，那天晚上回到家，母親捧著總理留下的信，默默坐了半宿，一言未發。

歲月更替，許多細節湮沒在檔案堆里，惟獨那句“欠張將軍的錢還了沒”如同釘子，牢牢釘在歷史的門板上。它提醒后人：戰火硝煙里結下的情誼，不因政權更迭而淡漠，也不因身份變化而折舊。講信守義，原來可以是國家的風骨，更可以是個人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