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前后，毛主席三次邀請湖南一老漢進京當(dāng)官，這老漢什么身份？

1949年仲夏，湘江水位上漲，長沙城外炮聲隱隱。城里一位七旬老人合上報紙，抬眼望向窗外的烏云，口里輕嘆一句：“烽煙又起，可惜百姓。”他叫仇鰲，字亦山，湘陰人。周遭鄰里只知他讀書人脾氣倔，卻鮮有人弄得清他的來歷，更不知道，此時正有一封自北平寄出的電報飛馳而來——落款：毛澤東。

追溯仇鰲的足跡，要回到二十世紀初的東瀛。1904年，他在明治大學(xué)攻讀政法，結(jié)識孫中山，不久加入同盟會。那時的他意氣風(fēng)發(fā)，已是湖南青年敬重的革命前輩。再往后，1912年國民黨改組，他任湖南副支部長；可這些顯赫頭銜并未改變他“窮教師”的本色，最讓同行服氣的，是他對教育的瘋狂熱忱。

1921年秋，毛澤東正在籌建“湖南自修大學(xué)”。校舍、學(xué)費統(tǒng)統(tǒng)缺口巨大，偏偏他認定“得讓普通人也有書可讀”。這時，正在船山學(xué)社主持講席的仇鰲成了首選支援對象。那天傍晚，毛澤東與何叔衡推門而入，禮數(shù)周到。毛澤東劈頭就說：“想借先生的學(xué)社，辦所新式大學(xué)，如何？”仇鰲大笑：“讀書救國，何樂不為！”幾千大洋的經(jīng)費，他一口承諾；三進四合的院子，也爽快騰出來。于是湖南自修大學(xué)掛牌，仇鰲掛校長，毛澤東任教務(wù)主任，船山學(xué)社的竹影下，從此傳出馬克思主義的聲響。

然而風(fēng)雨很快而至。1922年底，趙恒惕打著“清理異端”的旗號封了校門，仇鰲被迫遠走歐美。幾年后回國，他與毛澤東通信不斷，亦因此在國民黨內(nèi)部架不住流言。1927年的“馬日事變”，殺聲遍地，仇鰲同樣榜上有名，幸賴地下黨相救才脫身。正是在一次次逃生中，他對蔣介石徹底寒心，對中共愈加信任。

抗日烽火燃起后，仇鰲出任國民參議員，忙著安頓難民、籌建工廠，甚至把自家田地抵押。有人勸他：“何苦折騰？”他揮手道：“國都要亡了，還顧得上家產(chǎn)？”長沙街頭，一句“亦山老先生替八路籌棉布”的傳聞不脛而走。

1946年，內(nèi)戰(zhàn)再起。蔣介石拋出“勘亂建國委員會”高薪職位，想讓這位元老站臺。仇鰲一句“恕不奉陪”把聘禮原封退回。蔣介石惱羞成怒，又簽發(fā)任命令逼他出山。仇鰲回了封措辭凌厲的信，勸蔣“收兵止戰(zhàn)”。這封信如今仍藏臺北檔案館，批注滿紙怒痕，可見當(dāng)年震動。

進入1949年，解放大潮洶涌。中共地下組織找到仇鰲，請他斡旋白崇禧與程潛。白崇禧在岳麓山下與他徹夜長談，仍不肯放下武器；程潛卻被說動，決心起義。8月4日，長沙和平易幟，大炮沒響，百姓無驚。毛澤東和朱德電報嘉獎，其中一句“義聲昭著”成了報紙頭條。

就這樣，毛主席第一次電請仇鰲赴京。老人在汩羅山村回電稱“半肺殘軀，難堪重任”，婉拒。毛澤東沒有放棄。10月，再度來信：“即便不任職，也望一敘舊。”情深意切，仇鰲只好進京。北京初冬，風(fēng)大，他卻興致勃勃地奔走各處，感慨城市新貌。中南海家宴上，毛主席舉杯：“那年長沙若無亦山先生，哪有自修大學(xué)！”眾人起哄，仇鰲只是拈須而笑。

1950年2月，第三封邀請函抵達，任命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參事室主任。仇鰲再度推辭，理由依舊是健康。毛主席在復(fù)電中加了一句玩笑話：“掛個名也行，嫌煩就會上睡會兒，沒人怪你。”這番體貼終讓老人點頭。

上任后，他可沒真當(dāng)成“散養(yǎng)干部”。湖南土改、基層選舉、恢復(fù)教育等，他寫報告、提意見，言辭犀利。有次匯報結(jié)束，他放下紙筆說：“我怕的不是臉紅，是國家走錯路。”周遭同志都知這位老人刀子嘴，卻服氣這副苦心。

1951年，中國共產(chǎn)黨三十歲生日將至，仇鰲寫了萬言信遞中南海，從干部作風(fēng)到農(nóng)村金融，無所不談。毛主席批示：“務(wù)請照辦能辦者，無則復(fù)議。”然后加了一句，“亦山先生乃我輩良友。”這封批示在黨內(nèi)傳閱良久，成為彼時鼓勵直言的范例。

歲月荏苒。1960年代，仇鰲退居北京西山小院，仍以“半肺老人”自稱，閑時讀史、寫詩、接待后輩。1970年2月9日，他走完九十二載風(fēng)雨人生。骨灰安放八寶山，墓碑上只刻四字：“諍友亦山”。旁人或許不知，這四個字背后，是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信義 —— 當(dāng)年船山學(xué)社的借屋之恩，換來共和國對老友的三次禮邀，也印證了那個時代的英雄際遇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