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現在去福建永定,和老一輩人提起棉花灘水站,他們肯定少不了提起一個名字:熊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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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這位將軍,雖然是開國少將,但他的稱號,卻是“扶貧將軍”。這個稱號聽著好像不算“威猛”,可卻實實在在被百姓們記到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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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永定縣一個窮苦人家添了個男娃,父母攥著皺巴巴的粗布,連塊像樣的襁褓都湊不齊,這就是熊兆仁。
那時候的閩西山區,地里長的糧食不夠地主收,窮人家的孩子早早就得干活。熊兆仁十幾歲就扛著比自己還高的扁擔去挑水,肩膀磨破了就墊塊破布;后來又給地主放鴨子,趕上雨天鴨子跑丟了,還得挨鞭子、餓肚子。
他后來跟人說:“那會兒不懂啥叫‘苦’,就知道要是能讓家里人頓頓有飯吃,讓村口的路好走點,比啥都強。”
改變命運的機會,在1929年悄悄來了。那年紅四軍到了閩西,戰士們穿著打補丁的軍裝,卻挨家挨戶問老百姓缺啥、愁啥,還說“跟著紅軍干,能讓窮苦人有田種、有飯吃”。17歲的熊兆仁蹲在村口看了半天,趁夜里,沒跟家里打招呼就跟隊伍走了。
剛當紅軍時,熊兆仁就是個普通戰士,扛槍、行軍、挖戰壕,啥活都干。古田周邊的阻擊戰里,他抱著機槍往前沖,子彈擦著耳朵飛過,戰后班長拍著他的肩膀說:“這娃命大,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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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這股不怕死的勁,他從班長升到排長,再到大隊長,1931年還入了黨。那時候蘇區的反“圍剿”一仗接一仗,他幾乎場場都沖在前面,身上的傷多了,卻更明白:“打仗不是為了自己活,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安穩過日子。”
1934年,形勢變了。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紅軍主力要戰略轉移,也就是后來的長征。但主力走了,蘇區得有人留下掩護,還得在閩西南打游擊,拖住敵人。組織找熊兆仁談話時,他沒多問,只說了句“我留下”。
誰都知道,留下比長征還難,主力帶走了大部分物資,留下的人要在深山里躲敵人、找糧食,能不能活下來都是未知數。
接下來的3年游擊戰,成了熊兆仁這輩子最苦的日子。閩西南的山又高又密,敵人天天搜山,他們只能白天躲在山洞里,夜里摸黑找吃的。樹皮、野菜、野果,能塞進嘴里的都吃遍了;遇上敵人封山,幾天幾夜不能生火,連咳嗽都得憋著。
有次,他帶著幾個傷員躲在山崖縫里,外面敵人的腳步聲就在耳邊響,他們硬是在黑暗里蜷了幾天幾夜,餓到頭暈眼花也沒敢出聲。后來他還跟戰友開玩笑:“那時候連呼吸都覺得是浪費糧食,就想著只要能活下去,以后一定要讓山里人不受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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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傳到南方,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熊兆仁被編進第二支隊當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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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那幾年,他一邊在蘇南浦南地區打仗,一邊幫著建地方政權。那時候地方干部少,他白天帶著戰士布防、打鬼子,夜里就點著煤油燈教新同志識字。有人不服氣,說“打仗不用認字”,他就也不生氣,只是笑著說:“拉槍栓能打鬼子,認字能懂政策,能知道老百姓需要啥,這才是真本事。”
后來組織派他去華東黨校學習,別人都盯著戰術課,他卻總往經濟課的課堂跑,記了滿滿一本子筆記。那時候沒人想到,這些筆記里的想法,會在幾十年后幫老區百姓改變生活。
抗戰勝利后,熊兆仁留在了蘇南。1949年渡江戰役前,他帶著偵察營偷偷過江,摸清楚了江對岸敵人的工事位置、渡口水深,甚至連敵人換崗的時間都記了下來。這些情報給大軍渡江幫了大忙。
后來上海電影制片廠把這段經歷拍成《渡江偵察記》,電影里的“指導員”機智勇敢,火遍了大江南北。可沒多少人知道,這個角色的原型就是熊兆仁。有人問他為啥不跟人說,他擺擺手:“電影里的是英雄,我就是干了該干的事,沒必要提名字。”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熊兆仁先在皖北軍區當副司令,后來又去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55年大授銜時,他被授予少將軍銜。
之后他調回福建,當起了福建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福州警備司令。那時候福建海防壓力大,他天天扎在圖紙堆里,研究岸炮怎么跟雷達配合,怎么才能守住海疆。老兵們都說:“熊參謀長哪像個將軍,倒像個跟圖紙較勁的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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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了也樂呵呵地說:“不管干啥崗位,都得對得起身上的軍裝,對得起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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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71歲的熊兆仁離休了。按說這時候該在家含飴弄孫、享清福了,可他卻閑不住。每次回永定老家,看到村口還是泥路,老百姓家里晚上還點著煤油燈,他心里就不是滋味。
熊兆仁先“盯”上了棉花灘水電站。永定多山,缺水也缺電,要是能建個水電站,既能解決灌溉問題,又能讓老百姓用上電燈。
可建水電站不是小事,得要政策、要資金。熊兆仁沒別的辦法,就找當年一起在閩西戰斗過的老紅軍、老將軍,拉著13個人聯名給中央寫信,一遍不行就寫第二遍,前前后后寫了七封信。
為了摸清情況,他還拄著拐杖去工地踏勘,山路陡得很,年輕工程師勸他歇會兒,他說:“我歇著容易,可老百姓的燈就得晚亮幾天,咱耗不起。”
就這么“死纏硬磨”,棉花灘水電站的項目終于批下來了。當第一縷電流通到永定的小山村時,老百姓舉著燈籠在村口歡呼,有人專門給熊兆仁寄了張照片,照片上的老人笑得合不攏嘴,手里還攥著亮著的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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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熊兆仁沒就此停步。他發現閩西、贛南的山里,路不好走,山里的特產運不出去,外面的東西也運不進來。于是他又開始琢磨修鐵路,贛龍鐵路要是能通,就能把福建和江西的老區連起來,老百姓的日子就能更活絡。
1997年,他又拉著一批老戰友寫信,這次不僅說修鐵路的好處,還附上了自己調查的老區經濟數據,一筆一筆算“民生賬”。最終,贛龍鐵路也獲批了,鐵軌鋪進山里的時候,不少老人蹲在路邊看,眼淚都掉了下來:“熊將軍這是給咱修了條‘致富路’啊!”
從那以后,“扶貧將軍”的名號就在老區傳開了。有人問他圖啥,他總說:“我就是個永定出來的窮娃,能幫家鄉做點事,是應該的。”
他離休后的幾十年里,沒少為老區的事奔走:村里的小學漏雨了,他幫忙找部門修繕;老鄉的農產品賣不出去,他幫著聯系銷路;甚至后來山區要通網絡,他80多歲了還在病房里給有關部門打電話,最后一次提筆寫字,就寫了“山區要通網”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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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7日,107歲的熊兆仁將軍在福州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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