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的北京,知春路兩旁的楊槐剛冒出嫩綠的枝芽。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禮堂內,掌聲此起彼伏。剛剛講話的周恩來總理走下主席臺,準備與師生簡單交流。就在這時,他的目光被一名端著暖水瓶的女學生吸引——那張臉,好像在哪兒見過。
總理停了幾秒,問身邊工作人員:“這孩子叫什么名字?”一句輕輕發問,讓周圍瞬間安靜。工作人員低聲答:“貝璐瑛。”周恩來點頭示意,神情卻有一瞬的遲疑,仿佛在回憶什么。隨后,他微笑著繼續同校領導交談,再未深問。臺下的貝璐瑛心跳如鼓,卻只是垂眼退到一旁,手指緊緊攥著杯耳。
她當然知道自己與總理并非第一次“相遇”。十余年前,父親龍潛是南方局機要科的骨干,經常跟隨周恩來往返敵后。那時候,小小的她被母親抱在懷里,偶爾在重慶紅巖村的院子里奔跑,也曾被周恩來抱起,塞一塊糖,笑稱“這孩子眼睛真亮”。時間晃過去,孩童的記憶在她腦海里只剩下碎片,一雙溫和又審慎的眼睛卻始終難忘。
龍潛在1906年生,1930年代就成了黨內少有的破譯專家,無聲戰線的后盾。抗戰最艱難的歲月里,他用一部破舊密碼本守住無數關乎生死的情報。鄧穎超后來評價他:“龍潛的字跡,延長過太多同志的生命。”而龍潛在1949年后主動申請轉入地方,低調得仿佛從未出現過。
貝璐瑛的母親貝海燕與丈夫一樣倔強。童年在上海卷煙廠做過女工,17歲參加救亡劇團,冒著日機轟炸搞募捐、演抗戰劇。她說自己是一塊磚,哪里缺就往哪搬。抗戰勝利后,她把更多精力放在家庭,既要照顧三個孩子,又要給龍潛當“移動暗號本”,隨時幫他記密碼。
這樣的家庭氛圍,讓貝璐瑛很早學會沉默。父母告訴孩子:名字平常就好,身份別提。于是,她自小刻意與同學保持適當距離,連最要好的舍友也只知道她是江蘇姑娘,不知道她曾在延安窯洞里壓過油印機的滾筒。
1964年,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成立。龍潛得知周總理親自批示,希望這所新校未來在外交、情報、翻譯領域發揮作用,便鼓勵女兒報考:“能進這所學校,算給咱們家做點實事。”兩年后,這條路終讓父女在禮堂內隔空重逢,卻誰也沒料到那場尷尬。
“要不要告訴總理?”瞬間無數念頭在她腦中翻騰。告訴吧,會破了父親一貫的低調;不告訴,怕留下遺憾。短短十幾秒,她最終選擇沉默——父母說過,真正的機要人員,連名字都該悄無聲息。
視察結束,周恩來走向校門。車子發動前,他再次回頭望了一眼禮堂方向,那道削瘦的學生身影已不見。多年后,一位在場的教師回憶,“當時感覺總理心里似乎有什么事沒想起來。”也許他終究沒有把回憶與眼前人對上號。
1969年冬,龍潛因長期勞累病倒。周恩來派人探望,送去特批藥品。病榻旁,龍潛握住女兒手:“和總理那面,你別提也別后悔,咱家做事不求名。”一句話壓住了她眼里的淚。
1974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國慶招待會。已經成為英語翻譯骨干的貝璐瑛在人群中,看見身體日漸消瘦的周恩來緩步入場。距離不過二十米,她想上前,卻被任務牽制——外賓隨時需要翻譯。僅有的交錯視線里,周恩來依舊那樣溫和,仿佛知道臺下有人熟悉又陌生。
次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噩耗傳來,貝璐瑛手里的文件夾掉在地上,幾頁外語稿散落一地。她彎腰拾起,每張紙背面都是空白,像極了當年未講出口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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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潛77歲那年離世,遺物只有三本發黃的密碼本。貝璐瑛把它們交給中央檔案館,登記時只寫了五個字——“機要人員遺物”。她仍舊沒提自己是捐贈者。工作人員抬頭想問姓名,她笑笑:“不用了,按規矩辦。”
多年后,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校園里立起一塊老校友紀念碑,上面刻著上世紀六十年代第一屆學生名單,“貝璐瑛”與其他名字并排,沒有任何注解。風吹過雕刻,石面微微發亮,像那年禮堂里短暫卻深遠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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