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宗失竊案震動中央，周恩來指示：不妨找老同志出面解決

1969年4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山作戰值班室的電話鈴聲驟然劃破寂靜。值星軍官抄起聽筒，只聽對面急切匯報：一件關乎氫彈試驗的核心部件在途中神秘丟失。幾分鐘后，這個壞消息就傳到了中南海。

周恩來總理放下剛剛到手的文件，立即撥通公安部熱線，言簡意賅地發出指令：“十天，破案！”——八個字，透著千鈞之勢。

事情發生在前一天。太原703研究所完成“TQD自動儀”總裝，這是氫彈引爆系統里的關鍵零件，不到十斤重，卻關乎國防命脈。按慣例，研究所派兩名保衛骨干護送，乘596次列車北上。領隊秦家康在行李架上把黑色人造革皮包用鋼鏈鎖好，隊友楊曉晨輪流守護。誰也沒想到，一場神不知鬼不覺的掉包戲正悄悄上演。

列車抵達北京永定門已是夜里九點。楊曉晨起身解鎖，手感卻輕得離譜——包內只剩幾團皺報紙。兩人對視，瞬間血脈逆流。報案、電話、層層上報，僅用了不到半小時，中央便徹底動員。

公安部隨即啟動最高等級應急機制。鐵路沿線車站、京津冀晉魯五省市派出所連夜排查；民航、口岸、郵電同時封控；“是否敵特行動”成了第一假設。可惜，三天過去，邊境口岸一無所獲，鐵道線索如泥牛入海。案子陷入僵持，負責督辦的黃碧天處長守著電話，眉頭越鎖越緊。

第六日又起波瀾。辦案組逮住一名可疑男子司馬遠發，此人用繁體字登記、身份難查，還真有特務背景。可惜審審問問，他承認潛伏，卻咬死沒摸過那個皮包。就在大家準備松口氣時，他在押送途中趁車禍脫逃。混亂三天后再次落網，依舊供詞如一。耗掉的時間飛速遞減，距離十日“大限”只剩下四十八小時。

黃碧天正煩躁，周總理的電話恰在此刻打進來：“同志們已盡全力，不過案子還沒動靜？能否讓老同志幫把手？”電話里只這一句提醒，卻像雪中炭。黃碧天想到，在山西“五七”學習點，還有一批成名已久的刑偵老兵，其中就有號稱“三晉神探”的顧應峰。

顧應峰時年五十一歲，花白頭發，話不多。趕到北京后，他先與秦、楊二人碰面，細到車廂號碼、燈光亮度、鄰座乘客口音，全問了個遍；又把所有物證、筆錄搬進小屋，連夜比對。三小時后，他走出來，只說了三點：第一，該犯是女性；第二，作案地點不在北京，而在山西境內；第三，人很年輕，極可能有劇團經歷。

這番判斷，與此前方向南轅北轍，眾人面面相覷。顧應峰的理由卻不繁瑣：包帶和報紙上殘留的香脂氣味，與山西本地產“紅燈”護膚油吻合；動手夠快，說明練過形體且懂化妝，劇團出身概率極高；偷來無用“鐵塊”，恰是新手常犯的錯。

思路一轉，新線索紛至。太原鐵路局統計出同期五十余起列車扒竊，作案手法相仿。排查后，專案組把目標鎖定在綽號“蝴蝶”的女賊奚若蘭，二十二歲，原山西某文工團道具員，近一年屢因扒竊被拘留。消息顯示，她最近潛入代縣。

本可速擒，但顧應峰擺手：“先別動，東西下落不明，貿然抓人只會打草驚蛇。”專案組決定守株待兔。翌日中午，代縣一家小飯館里，上演了一出別開生面的“江湖相逢”。顧應峰穿件舊呢大衣，裝作賣藝游方客，抬手間“順”走隔桌食客的錢包。奚若蘭眼里閃光，當場追了上去：“師傅，收徒吧！”

顧應峰淡淡甩下一句：“想學？先亮家底。”對方的虛榮心被徹底點燃，她滔滔不絕地炫耀自己最近在596次列車上一夜得手，還嫌那“鐵疙瘩”沒價值，扔進了城東公園荷塘。短短兩句話，塵埃落定。埋伏已久的民警一涌而上，“快，把人放了！”顧應峰喝止旁人，親手給她戴上手銬。

凌晨三點，排水車將荷塘抽干，泥漿里露出黝黑的“TQD自動儀”。儀器經檢測毫發無損，專案組向中南海打出加急電報。十天期限前六個小時，案子告破。

奚若蘭以普通盜竊罪被判刑，外加學習反特宣傳材料；司馬遠發則因特務身份另案嚴處。至于秦、楊二人，雖有失職，念其忠于職守，作處分警示。

文件結束時，附有一行批示：一線經驗，永不過時。此后數年，公安部陸續把多批“老公安”請回偵辦難案，顧應峰的“荷塘夜撈”成了內部培訓課例，被反復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