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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衛中央領導進北平之人,58年被連降十級,毛主席:我要親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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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2月3日傍晚,北平西郊的長辛店站燈火通明。冷風裹著硝煙味撲面而來,一排吉普車發動機低沉轟鳴。坐在第一輛車副駕駛位上的,是頭戴皮帽、眼神凌厲的王范。車燈沿著尚未完全修好的公路打出一束束白光,像利劍般劃破城市的暮色。他死死盯著前方暗影,右手一直按在隨身的“盒子炮”上。幾小時后,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安全抵達香山,這趟被視作“進京趕考”的行程,最終沒有出現哪怕一絲差池。可誰也沒想到,九年以后,這位在暗線和槍林彈雨里立下無數功勛的王范,竟會在一紙文件里被“連降十級”,而且連夜送到了毛主席案頭。

      追溯王范的來路,還得把鏡頭拉回到二十年前。1930年的上海,外灘霓虹璀璨,法租界卻暗流涌動。一天深夜,一名年輕巡捕悄悄塞進公共租界三號碼頭的一間閣樓里一張紙條——“明日清晨搬離虹口”。紙條只有七個字,卻救下地下黨一個交通員小組。寫紙條的人正是王范。他本是江蘇如東貧寒子弟,為逃亡命入了巡捕房,明里穿警服,暗里搜情報,靠著過硬膽量和細致心思,被同志們戲稱“活探針”。

      王范從小吃了太多苦。1905年,他出生那會兒,父親給算命先生塞了兩文錢,對方只回一句:“這孩子命硬。”命硬不等于命好。少年王范白天跟著私塾先生習字,晚上挑燈苦背拳譜;村里惡霸欺負佃戶,他領著幾個半大小子掄木棍就敢沖上去。先生嘆氣:“窮人孩子要想抬頭,唯讀書,唯練骨。”這句話烙進他骨子里。

      1926年,王范在如泰地區發動“五一農民暴動”。槍聲一響,地主倉皇,農民揚眉吐氣。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后,反動派清鄉,王范被通緝,只身闖滬。盤纏耗盡,他咬牙考進公共租界巡捕房。同袍好奇:“你一介書生,圖啥?”王范笑笑:“站得高,探得準。”他藏鋒斂跡,夜里抄諜報,晝間打點巡邏,短短三年,遞出十余封密信,破了敵探多次圍捕。上海地下黨給他起了外號——“包打聽”。

      可“包打聽”終究要露面。1933年夏夜,他為掩護一名交通員,路線暴露,被捕。同坐班房的刑警對他低聲嘀咕:“兄弟,你要扛住,外頭人多嘴雜。”王范淡淡回一句:“放心,舌頭咬斷也比賣隊友強。”此話不足十秒,卻讓旁人敬佩不已。牢里三年,他依舊利用跑腿便利,把巡捕房風向透給黨組織。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北平、天津相繼失陷,國共開始合作。監房號子口傳來消息,同事們湊錢疏通,給他開了一紙“抗日義釋”。臨出大門,獄警拍拍他肩:“好漢,出去撞個痛快。”王范點頭,拎起破行李卷直奔延安。



      延安歲月不長,卻奠定了他的專業方向——保衛與偵察。陜甘寧邊區保安處安排他管治安,一干就是六年。1941年,軍統特務借口“糧荒調查”潛入靖邊,準備刺殺邊區要人。王范混進窯洞村落,裝成挑糞農夫,用一天時間摸清落腳點,夜里突然收網,五十六名特務一鍋端。毛主席聽匯報,批示兩字:“可嘉。”

      時間進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談判剛結束,局勢卻仍危機四伏。負責前站勘察的人選,中央毫不猶豫點了王范。北平城里的暗堡、炸藥、炮陣地,他帶隊挨家排查。恭王府后院那顆老槐樹下埋有炮彈,若不是他細看土壤顏色異常,很可能在閱兵線路上引爆。排險任務完成后,他主動申請最危險的“先鋒車”。同行警衛勸他換位,他擺手:“前面有我,后面才穩。”



      北平任務完成,王范旋即被調到上海。渡江戰役勝利在即,蔣介石把“退守臺灣”寫進日記,可布下的潛伏網卻沒撤。王范到滬第一件事,是帶隊挖地毯式搜炸點。淮海路6號倉庫中夾層檢出C4炸藥時,大家后背發涼。更棘手的是,敵方代號“丁香”的密電多次提到“消滅華東局首長”。王范判定對手不會輕易棄城。當晚,他在公共租界安仁里布下埋伏,擒獲特務頭目二十余人,其中三人竟是戴笠舊部。行動報告送至中央,劉少奇批注:“幸得王范,華東局無恙。”

      1953年,新中國法檢系統初建,王范被派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他強調依法辦案,不搞“寧可錯殺”、不搞“帽子先行”。部分群眾情緒激烈,一時難以理解。有的案子他堅持再核實,往往要頂著罵聲簽字。王范坦言:“法律面前,不分‘紅’‘黑’,只分事實、證據。”這股倔強后來埋下禍根。

      1958年秋,一份密集檢舉材料匯總到有關部門,指責王范“立場搖擺、袒護壞人”。很快,一紙處分下來,他被連降十級,幾乎跌到基層。文件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閱后語氣嚴厲:“連降十級?哪有這樣辦事的。”隨即吩咐調齊全部卷宗。周總理進門時,主席把文件往桌上一放:“這個人我認識,抗戰、解放戰爭屢立奇功,潔己奉公,這案子我來核。”簡單一句“我來核”,讓多年戰友心頭一熱。



      經過逐項復查,誣告內容缺乏證據,王范“戴帽”處理被撤銷。他被恢復正廳級待遇,改任上海閔行區區長。那年冬天,他在七寶鎮下鄉督查澇田改造。夜里北風呼嘯,他咳得站不直,同事勸他回市里休養,他擺手,“報告還沒寫完呢。”1967年夏,長期勞累加上舊疾復發,王范在家中病逝,年六十二歲。

      檔案里留下的都是干巴巴的數字,可許多細節藏在老同事的回憶里——王范愛穿灰布中山裝,吃飯三口兩口,不抽好煙;審案習慣把卷宗摞得比人還高,扳指節算細節;遇到復雜案子,他常念一句話:“咱們是共和國的護路工,路不平就得鏟。”這句樸素的話,后來成了上海檢察干部口口相傳的“王范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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