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彭德懷病逝，史可全聞訊絕食三天三夜后大喊：我要吃烤鴨

隔壁就是史可全的病房。半個月前，他被診斷為冠心病復發，安排住到將軍病區。初來乍到，他就發覺鄰室與眾不同：守衛單獨站崗，連護士推藥車經過都要通報。老兵的直覺告訴他，那里面躺著的，極可能是昔日的故人。

兩天后，門縫里閃出一道虛掩。史可全扶著扶手探去，只見斜倚病榻的蒼老背影，骨瘦如柴，卻仍挺直。那一瞬，他心口猛地收緊——這分明是彭德懷。多年來埋在記憶深處的稱呼涌到嗓子眼：“彭老總！”

回到病房，他卻一句話也說不出。護士提醒他按時服藥，他擺了擺手，徑直挪到陽臺，像守夜人一樣死盯那道門。護士勸，他搖頭；戰友來看，他裝睡。十一月的寒風灌進來，他硬是不肯合上窗子。

二十多日過去，木窗上起了冰花。就在前夜，院里忽然加強警戒，人進人出噤若寒蟬。史可全心底隱隱覺得不妙，卻沒人告訴他真相。直到一個實習護士悄聲道：“史老，隔壁……走了。”說完便紅了眼圈。

消息像錘子。史可全的餐盤自此原樣端回。滴水不沾。他仰躺床頭，干巴巴地望著天花板，嘴里不停念叨：“還欠他一頓飯呢。”醫生焦急，女兒苦勸，全無用處。

時間往回撥回到1927年夏天。湘鄂邊，溽熱難當。那時的史可全三十五歲，在石首縣一間雜貨鋪隱藏身份，給段德昌做秘密交通。他第一次給彭德懷送信，就是那年。夜色里，彭德懷壓低聲音：“老哥，代我問段軍長好。”他那句“老哥”，讓原本靦腆的史可全心頭一熱。

之后的歲月，槍聲連天。馬日事變、南昌起義、洪湖轉戰，三人或聚或散，靠信使維系。1932年，史可全年過四十，卻執意跟著紅三軍走上戰場。槍打不動了，他就去管糧草。兵荒馬亂，能讓戰士吃上熱飯，比端槍沖鋒更要命。

1938年初春，晉西北的山道泥濘不堪。許光達急電：“速來二軍分區，缺一個供給部長。”史可全背起行囊，放下了剛批下來的延安學習名額。一路顛簸，他咬牙認下重任。日軍“掃蕩”帶來的饑荒，讓當官的也常常空著肚子熬夜。可有一次，得知彭老總要來，他還是拍著胸脯保證：“包我身上。”

他帶著兩個小伙子在河溝里摸魚，挨餓的身子泡在刺骨河水里足足兩小時，撈起一網兜小魚。那碗清水煮魚端上桌時，彭德懷愣住：“這年月還能吃上這口？”許光達笑指旁邊，“老史的手藝！”彭德懷握住他的手，粗聲粗氣道：“老哥，你可真有辦法！”

三國的將養士氣靠帳下名廚，西北野戰軍卻靠這位鬢白的供給部長。此后幾年，每逢彭德懷到部隊，史可全總要把最好的一點口糧攢下來。二人一見面就開玩笑：“老哥，下回我想吃點肉。”“解放了請你吃烤鴨！”

1949年10月，開國大典的禮炮震天。可兩人又分飛：彭德懷奔赴西南，史可全留在西北。漫長的建設年代，他們隔著萬里頻頻通信，卻始終未能同桌吃那句玩笑中的烤鴨。

時間來到1965年，彭德懷因所謂“彭高”問題被審查，后被安排到四川三線工地養病。消息傳到蘭州軍區，已經六十多歲的史可全寫信想探望，被婉拒。他理解，卻難掩心酸，“總會再見”的念頭成為支撐。

然而再見竟在病房。1974年，彭德懷因膀胱癌住進301醫院。史可全恰因舊病住進相鄰病室，命運仿佛有意安排，卻又殘酷至極。一個半醒半昏躺在病榻，一個在走廊顫巍巍行軍禮。誰也想不到，這竟是最后的“會餐”時刻。

老總逝世后第三天，史可全腹中空如鼓，仍死扛。第四天下午，他忽然坐起，聲音沙啞卻帶著倔強：“我要吃烤鴨！給我烤鴨！”醫護人員一愣，趕忙向院外聯系。很快，一只熱氣騰騰的烤鴨被送到床前——是彭紹輝親自派人備的。

他撫摸那層酥皮，眼圈猝然通紅。隨后拖著輸液架，踉蹌站到陽臺，面朝那間已被封存的病房，雙膝重重磕在地磚上。“彭老總，這頓飯……算我請您了。”話音顫抖，隨風散去。

護士們不敢打擾，只見他低頭撕下一小片鴨皮，放入口中，細嚼慢咽。淚水與油脂一同滑落，仿佛把四十多年的戰火硝煙都咽下肚里。那夜，他終于肯喝了粥，算是完成對故人的最后守諾。

翌日清晨，京城仍覆著薄雪。史可全在睡夢中含笑而逝，床頭那只吃剩半只的烤鴨，油光尚未干。醫護悄悄收拾遺物，在他枕邊發現一封泛黃的信——落款是二十年前的彭德懷，寥寥一句：“老哥，待凱歌歸來，再飲。”

也許，另一方的宴席已經擺好；也許，老哥早已赴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