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把日歷翻回1976年，有個68歲的老頭兒，干了一樁讓街坊鄰居都摸不著頭腦的事兒。
那會兒，他在濟南已經扎根快四十年了，千盼萬盼終于等到個回日本探親的機會。
臨走的時候，大伙兒都尋思著，按照當時歸國華僑的慣例，他怎么著也能從日本帶回點彩電、冰箱這類稀罕貨。
誰承想他回來了，箱子倒是提得死沉死沉的。
至于給家里人帶的“大件”，就只有一臺舊得掉漆的14寸電視機。
更絕的是，雖說是個二戰老兵，日本那邊每年都會給他匯過來一萬多塊人民幣的養老金。
這筆錢擱在當年，那絕對是筆巨款，可他愣是一分錢沒往自己身上花，轉手全捐了出去。
這老頭名叫山崎宏。
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卻在濟南當了一輩子的“大夫”。
不少人背地里嘀咕他“缺心眼”，放著日本的好日子不過，非賴在中國贖罪。
可要是把他這輩子幾個緊要關頭的拍板定案拿出來拆開看，你會明白，這不光是個好人好事的故事，更是一個人在絕境里，怎么通過一次次看似“賠本”的買賣，把自己的良心給救回來的過程。
這就得把鏡頭切回到1945年。
那年9月，日本投降了。
對于滯留在中國的一百多萬日軍來說，路只有一條：卷鋪蓋回家。
家里頭催命似的來了好幾封信，讓他趕緊帶著老婆孩子回日本團聚。
按常理說，這壓根就不叫個選擇題：一邊是戰敗國僑民的帽子，隨時得挨整受氣；另一邊是老家的親人和安穩日子。
可偏偏他挑了條最難走的道：留在中國。
這筆賬，他到底是怎么算的？
乍一看，這簡直是跟生存本能對著干。
可往深了挖，你會發現撐著他做這個決定的，是他在1937年經歷的一場精神大崩塌。
1937年11月，29歲的山崎宏跟著部隊到了河南鄭州。
當兵前，他在岡山縣剛考上醫學院，一心想著懸壺濟世。
可套上那身黃皮軍裝后，卻被迫成了個給馬看病的獸醫。
在這個大染缸里，他看見了啥？
那天在鄭州街面上，幾個日本兵踹門闖進去，不光糟蹋了婦女，還當場把個兩三歲的娃娃給掐死了。
山崎宏腦子一熱沖上去想攔，結果被人一把推了個跟頭，還挨了一頓臭罵羞辱。
就在那一瞬間，那個被吹得天花亂墜的“大東亞共榮圈”，在他心里頭稀碎。
他明白了，自己待的壓根不是啥軍隊，就是個披著人皮的野獸窩。
這時候，擺在他面前的是人生頭一個要命的岔路口。
路子A：忍著。
隨大流，混到仗打完。
這也是絕大部分鬼子的活法，安全，而且大伙都這樣，心里也沒啥負擔。
路子B：跑路。
這純粹是拿命賭。
要是被抓回來，直接槍斃；要是跑脫了，兩眼一抹黑，語言又不通，在中國這片滿是仇恨的地界上，隨時可能被憤怒的老百姓給打死。
山崎宏咬咬牙，選了B。
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他溜了。
為了保命，他把自己弄得滿身是泥，裝成啞巴沿街乞討。
說實話，這偽裝挺蹩腳的，沒過多久就有中國老百姓看出來他是個日本人。
照著當時的仇恨勁兒，弄死個落單的鬼子簡直太解恨了。
可奇了怪了，中國老百姓沒戳穿他，反倒給了他一口吃的。
甚至在他餓暈在路邊那會兒，一對老實巴交的農民夫婦把他救了起來，還給了身衣裳和干糧。
這回“撿條命”的經歷，徹底把山崎宏的三觀給重塑了。
他本來是來“侵略”的，結果反倒被“敵人”給救了。
這筆良心債，成了他后半輩子怎么也卸不掉的擔子。
一路逃到濟南后，他在火車站謀了個看倉庫的差事。
這會兒，第二個棘手的難題又來了。
那個年頭，濟南老百姓日子苦得過不下去，經常有人來倉庫順點毛毯棉被。
上頭給山崎宏下的令死得很：看見偷東西的，直接開槍崩了。
作為一個逃兵，這時候最精明的做法就是聽喝兒，把嫌疑洗干凈，把飯碗端穩了。
但山崎宏心里的算盤不是這么打的。
他是學醫的底子，本能是救命，讓他為了幾條破毛毯殺人，他下不去手。
于是，他開啟了“裝聾作啞”模式。
只要有人來偷，他就假裝聽不見，眼皮子都不抬。
最懸的一次，是個晚上。
三個小伙子來偷毛毯，結果東西掛在鐵絲網上死活弄不下來，折騰了半天。
眼瞅著巡邏隊就要過來了。
這下子，山崎宏陷入了兩難：
要是撒手不管，這三個人肯定被巡邏隊抓走，命大概率是保不住了；要是搭把手，一旦漏了餡，自己就是“通敵”，那下場更慘。
山崎宏幾乎沒打磕巴，推開窗戶嗓子眼擠出一句：“趕緊進屋，巡邏隊馬上就到了。”
甚至等巡邏隊走遠了，他還去倉庫里抱了三卷嶄新的毛毯，塞給這三個嚇得哆嗦的小伙子。
這種“反向操作”的報應來得特別快。
因為東西老丟，上頭懷疑他監守自盜，把他綁在柱子上往死里打。
換個人早就招了，或者把那幾個人給咬出來了。
但山崎宏咬碎了牙也只說是自己沒看好，跟旁人沒關系。
為啥？
因為他覺著自己在贖罪。
這頓打，是他替那個造孽的國家在還債。
但這頓皮肉之苦沒白受。
那三個被他救下的小伙子知道真相后，感動得不行，后來干脆跟他磕頭拜了把子，成了異性兄弟。
其中一個的爹媽甚至收他當了干兒子，還要張羅著給他娶媳婦。
你看，這就是人跟人之間最奇妙的化學反應。
在那個炮火連天的歲月里，一個日本逃兵和一群中國老百姓，竟然結成了比血緣還親的紐帶。
這也是為啥1945年他邁不動腿的原因。
他在中國有了干爹干媽，有了把兄弟，后來還娶了一位帶著閨女的劉姓寡婦，有了一個熱乎乎的家。
他給繼女起名叫“山雍蘊”，當親閨女一樣疼。
要是回日本，他就是個敗兵；留在中國，他才是個有血有肉的人。
后半輩子的山崎宏，把“贖罪”這兩個字算是刻進骨頭縫里了。
他在濟南開了個診所，剛開始沒人敢找“鬼子大夫”看病。
他就自己找上門，給窮苦人免費治。
這一干，就是幾十年如一日。
新中國成立后，他進了衛生院，拿著83塊6毛的死工資，干了20年，一直干到退休。
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了，有外交官怎么也想不通，問他：“現在還有人喊你‘日本鬼子’，你圖個啥？”
山崎宏回答得心平氣和：“他們恨的是當年的日本人，正因為這樣，我才得留下來替日本人贖罪。”
這話聽著像場面話，但他用實打實的行動證明了這絕不是作秀。
除了把日本那邊發的養老金一分不剩全捐給中國公益事業外，他在百歲大壽那天，做了人生最后一次重大拍板：捐獻遺體。
2010年12月1日，山崎宏在濟南走了，活了102歲。
轉天，家里人照著他的遺愿，把遺體捐給了濟南市紅十字會，拿去給醫學做研究。
從1937年那個想當醫生的逃兵，到2010年捐獻遺體的老人，山崎宏用了73年的光景，在中國畫完了一個圓滿的圈。
他這一輩子，好像總在做“賠本買賣”：不回國、不要好日子、不要養老金，甚至最后連入土為安都不要了。
可要是從生命的厚度來算這筆賬，他又賺翻了。
他贏了濟南人的敬重，贏了心里的踏實，也用一種最決絕的方式，洗干凈了那身軍裝帶給他的恥辱。
正如那句老話講的：人這一輩子，做一件好事容易，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
而對山崎宏來說，這不光是做好事，更是一場漫長而又堅定的自我救贖。
這筆賬，他心里比誰都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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