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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的一個午后,陜北保安縣的窯洞前,一個美國人舉起相機,對準了一張瘦削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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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的人叫埃德加·斯諾,第一個闖進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
結果呢?一個月后,湘江邊上,這些東西全成了累贅。
1934年11月27日開始,國民黨軍隊在湘江一線布下口袋陣,等著紅軍往里鉆。四道封鎖線,一道比一道狠。到了湘江這道,已經(jīng)是生死存亡的關口。
紅三十四師擔任后衛(wèi),5000閩西子弟在廣西灌陽一帶與數(shù)萬追兵血戰(zhàn)。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腸子都露了出來。敵人抓住他,想抬去邀功。陳樹湘趁人不備,用手從傷口處硬生生絞斷了自己的腸子,壯烈犧牲,年僅29歲。
七天六夜的激戰(zhàn),紅軍從8.6萬人打到只剩3萬。湘江水被血染紅,當?shù)乩习傩蘸髞碚f:"三年不食湘江魚,十年不飲湘江水。"
這一仗打完,隊伍里開始有人質疑:照這個打法,還能走多遠?
湘江戰(zhàn)役后,博古和李德還想按原計劃走,要去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但蔣介石早就猜到了這個意圖,在湘西布下幾十萬大軍,就等著紅軍往里鉆。
1934年12月12日,隊伍走到湖南通道縣,毛澤東提出:不能再往北走了,要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
這個建議在通道會議上引發(fā)激烈爭論。博古、李德不同意,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都支持毛澤東。最關鍵的是,前面再走就是死路。
會議最后采納了毛澤東的主張。12月13日,紅軍分兩路轉兵西進,進入貴州。這一轉,避開了蔣介石布下的天羅地網(wǎng),為隊伍爭取到了喘息的機會。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占遵義城。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一棟兩層小樓里開了三天會,徹底改變了中國革命的走向。
會上,博古先作報告,為失敗找客觀理由。周恩來接著發(fā)言,主動承擔責任,但也指出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的發(fā)言最有分量,他系統(tǒng)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誤,直指要害:打仗不能硬拼,要根據(jù)實際情況靈活機動。
張聞天、王稼祥、朱德都表態(tài)支持毛澤東。會議最終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
這次會議沒有立刻讓毛澤東擔任最高職務,但開始確立了他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更重要的是,這次會議是在黨與共產(chǎn)國際中斷聯(lián)系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決策,標志著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真正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紅軍像換了個人。
1935年1月到3月,短短兩個多月,紅軍在赤水河兩岸來回穿插,四次渡河,把幾十萬國民黨軍隊耍得暈頭轉向。
一渡赤水,佯攻川南;二渡赤水,回師黔北,再占遵義;三渡赤水,做出要北渡長江的姿態(tài);四渡赤水,突然南下,渡過烏江,直逼貴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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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當時就在貴陽督戰(zhàn),嚇得趕緊調云南的部隊來增援。紅軍等的就是這個時機——云南兵力一空,立刻掉頭向西,強渡金沙江。
5月上旬,紅軍在金沙江邊找到幾條小船,分批渡江。國民黨軍隊趕到時,紅軍主力已經(jīng)過了江。金沙水拍,云崖暖。這一渡,徹底甩掉了追兵,取得了戰(zhàn)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渡過金沙江,前面是雪山和草地。
紅軍翻越的幾座大山,海拔都在4500米左右。空氣稀薄,風力極大。很多戰(zhàn)士出現(xiàn)高山反應,頭痛、嘔吐、胸悶。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了,再也沒起來。
毛澤東那時咳嗽得厲害,警衛(wèi)員勸他多休息。他只說了一句:"隊伍在山上,人也得在山上。"
草地更要命。四川、甘肅一帶的高原沼澤,看著平整,一腳踩下去能陷到膝蓋,甚至更深。糧食吃光了,只能挖草根、剝樹皮。鞋底磨穿了,腳板全是血泡和裂口。
有戰(zhàn)士后來回憶,毛澤東把自己半截毛毯分給警衛(wèi)員,自己只用軍衣?lián)躏L。在濕冷的帳篷里,他一坐就是一夜。
1935年10月19日,陜北吳起鎮(zhèn)。中央紅軍到達這里時,隊伍只剩下不到8000人。
從江西瑞金到陜北吳起,歷時373天,縱橫11個省,翻越20多座大山,渡過20多條大河,進行380多次戰(zhàn)斗。平均每天行軍70里,平均每兩天就有一次遭遇戰(zhàn)。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zhèn)開會,正式宣布: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會議確定了新的戰(zhàn)略任務:保衛(wèi)和擴大陜北蘇區(qū),以陜北為中心領導全國革命。
紅軍剛到吳起,國民黨騎兵四個團就追了上來。毛澤東一句話定了調子:"打退追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jù)地!"
10月21日,紅軍在吳起鎮(zhèn)周邊設伏,一舉擊潰敵騎兵四個團,殲敵數(shù)百人,繳獲戰(zhàn)馬200匹。這一仗徹底切掉了長征路上一直甩不掉的"尾巴"。
1936年5月,上海。埃德加·斯諾來到宋慶齡的住所,提出一個大膽的想法:他想去陜北,想看看真實的紅軍和共產(chǎn)黨。
這個請求很冒險。當時國民黨對陜北實行嚴密封鎖,外界對紅軍的了解,全是國民黨宣傳機器制造出來的"土匪""暴徒"形象。
宋慶齡答應了。她通過設在外國友人艾黎處的秘密電臺,把消息傳到了陜北。毛澤東接到消息后,立刻作出決定:同意斯諾來訪,讓他如實報道。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正名"行動。紅軍需要打破國民黨的輿論封鎖,需要讓世界知道真相。而斯諾,美國記者,相對中立,有影響力,是最合適的人選。
1936年6月3日深夜,斯諾登上西去的火車。按宋慶齡的安排,他先到鄭州與美國醫(yī)生馬海德會合,然后一起前往西安。
在西安,他們有張學良親自簽發(fā)的特別通行證。這張紙讓他們一路暢通無阻,連檢查都免了。
7月13日,斯諾和馬海德到達保安縣。紅軍給他們每人配發(fā)了一匹馬、一支步槍、一套嶄新的軍服和一頂紅星八角帽。
斯諾穿上紅軍軍裝,第一次感受到了這支隊伍的精神面貌。他原本以為會看到一群衣衫襤褸、疲憊不堪的逃兵,結果發(fā)現(xiàn)完全不是那回事。
7月16日,斯諾走進毛澤東住的窯洞。
毛澤東的樣子讓他吃了一驚。瘦,非常瘦,顴骨高高突起,眼窩深陷。灰藍色棉布衣服松松垮垮掛在身上,看得出剛經(jīng)歷過極其艱苦的磨難。
但毛澤東的眼神很堅定,說話條理清晰,對時局分析透徹。斯諾很快意識到,這個人不簡單。
接下來幾天,毛澤東多次與斯諾長談。談中國的抗日形勢,談共產(chǎn)黨的政策主張,談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談與共產(chǎn)國際的關系。
最讓斯諾感動的是,毛澤東連續(xù)幾個晚上給他講自己的經(jīng)歷。從湖南韶山的農(nóng)民家庭,到長沙求學,到五四運動,到建黨,到井岡山,到長征。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向外國人詳細講述自己的經(jīng)歷。斯諾記了整整14個筆記本。
那天,毛澤東穿著整齊的紅軍藍灰軍衣,神采奕奕地站在窯洞前。斯諾提出拍照,毛澤東微笑著同意了。
"能戴上軍帽嗎?"斯諾問。
毛澤東說:"我的軍帽多日不戴,不知放哪兒去了。"
斯諾四處找人借,結果發(fā)現(xiàn)自己頭上的八角帽最新,"品相"最好。他干脆把帽子摘下來,給毛澤東戴上。
斯諾在陜北待了四個月。
他采訪了周恩來、彭德懷、徐海東、左權、聶榮臻、程子華等紅軍領導,也采訪了普通戰(zhàn)士、農(nóng)民、工人。他發(fā)現(xiàn),這里的人雖然生活艱苦,但精神面貌完全不像外界描述的"土匪"。
10月12日,斯諾離開保安。他在日記里寫:"越是走近城門,越是感到戀戀不舍。我覺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離家。"
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領袖的真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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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5日,北京燕京大學未名湖畔的臨湖軒,斯諾做了一場演講。
現(xiàn)場反應強烈。很多學生當場表示要去延安。
在斯諾的啟發(fā)下,燕大學生立刻組織了北平學生訪問團,前往延安。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成百上千的燕大學生陸續(xù)奔赴陜北,參加八路軍。
書中描寫了長征的艱苦卓絕,描寫了紅軍的紀律和精神面貌,描寫了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個人經(jīng)歷和思想。最重要的是,它讓世界知道:中國共產(chǎn)黨是反對日本侵略的核心力量,是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1938年2月,中譯本以《西行漫記》為書名在上海出版。為了躲避國民黨的審查,改了書名,刪了一些敏感內容。但即便如此,這本書還是成了當時的暢銷書,在進步青年中瘋傳。
加拿大醫(yī)生白求恩看了這本書后,寫信給朋友:"要問我為什么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
1949年,新中國成立。斯諾以美國作家身份拿到簽證,再次訪問中國,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
這次見面,兩人都感慨萬千。13年前在陜北窯洞里的長談,當時誰也不敢保證紅軍能走到今天。現(xiàn)在,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了新政權,斯諾當年的報道和預言,都變成了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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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根據(jù)這次訪問,寫成《大河彼岸》一書,向美國各界介紹新中國的真實情況。
1970年8月,斯諾第三次訪問中國。這一次,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21周年慶典,與毛澤東親切交談并合影。
這個信號很微妙。一周后,《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這張合影,并刊登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
這是中國向美國釋放善意的信號。幾個月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式破冰。
12月18日,毛澤東最后一次會見斯諾。兩人促膝長談,回憶往事。毛澤東說:"1960年,斯諾訪問中國時,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毛澤東感慨地對斯諾說:'我從沒有騙過你,你也從沒有騙過我。'"
這句話道出了兩人30多年友誼的基礎:相互信任,從不欺騙。
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胰腺癌在瑞士逝世,享年66歲。
就在他去世幾天后,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斯諾沒能看到這一歷史時刻,但他為這一刻鋪墊了30多年。
毛澤東在唁電中說:"斯諾先生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他一生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按照斯諾的遺囑,他的一部分骨灰被送到中國,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葉劍英親筆題寫碑名:"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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