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總理為何必須是周恩來，這三個硬核條件，少一個都不行！

1949年10月1日下午2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所有人心照不宣——政務院總理這個位置，只能是周恩來。

不是論資排輩，不是刻意安排，而是放眼當時的中國，換任何一個人，都撐不起這個攤子。

1924年9月，26歲的周恩來從歐洲回國，直奔廣州。張申府給廖仲愷寫了封推薦信，15個人的名單里，周恩來排第一。

黃埔軍校那會兒，戴季陶干了不到兩個月就撂挑子走了，邵元沖臨時頂上。周恩來一到，局面立刻不一樣。他不光講政治經濟學，更關鍵的是，把政治工作那套制度給立起來了。聶榮臻、惲代英、蕭楚女，一批共產黨人進了軍校，政治教育、組織建設，樣樣落到實處。

更狠的在后頭。周恩來征得孫中山同意，組建了大元帥府鐵甲車隊——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武裝。1925年1月，這支隊伍開進廣東廣寧縣，支援農民運動，鎮壓地主武裝。軍隊政治工作，從這兒開始有了雛形。

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國共徹底翻臉。周恩來被蔣介石明碼標價懸賞，項上人頭值八百萬。7月底，臨時中央常委會開會，周恩來提出：南昌起義。

張國燾當場潑冷水，說這只能算"兵變"，別搞什么政治綱領。周恩來當場頂回去："我們是武裝奪取政權，不是兵變！"

8月1日凌晨，槍響了。賀龍還是國民黨的軍長，葉挺是從孫中山身邊出來的，朱德和劉伯承原本是舊軍隊的人，四個人風馬牛不相及。但周恩來把他們擰成了一股繩，前敵委員會書記一肩挑，組織、指揮、后勤，全管。

起義軍南下，打到汀州、汕頭一帶，戰事不斷，給養斷了。周恩來得了瘧疾，高燒不退。10月3日，流沙會議，他檢討敗仗原因，安排善后："武裝人員收集整頓，撤向陸海豐。非武裝人員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解散。"

同志們勸他休息，周恩來說："我不能脫離部隊，準備到海陸豐去，扯起蘇維埃的旗幟！"

1928年7月，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周恩來當選政治局常委，兼組織部長、軍委書記。那時候他才30歲，實際上已經是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

1931年12月，周恩來秘密進入江西根據地，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次反"圍剿"，他和朱德配合，打出了大兵團伏擊戰的經典案例。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周恩來堅定支持毛澤東，這一票，直接決定了中央領導的走向。會后繼續擔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長征路上，協調各路部隊行軍作戰，處理突發事務，全程堅守在統籌崗位上。

二十年一線政務，從基層組織到全國統籌，從軍事后勤到政權籌建，周恩來把中國的社會實際吃透了，懂治理、懂統籌、懂落地執行——這是第一重條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被扣，國內局勢瞬間混亂。東北軍、西北軍各有盤算，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黨內也有不同聲音。

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去西安。

17日，周恩來抵達西安。他要面對的，是那個懸賞八百萬要他腦袋的蔣介石。

但周恩來從抗日大局出發，一方面勸說東北軍里要殺蔣的極左分子，一方面耐心向蔣介石解釋中共方針。

周恩來見蔣介石時，開門見山："只要蔣先生能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

談判持續了好幾天。24日晚，蔣介石終于認可了"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六項協議。25日下午，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離開西安。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國抗日戰爭打響。

1937年11月，中央長江局成立，周恩來是實際領導核心。12月，長江局成員到達武漢。王明不熟悉國內情況，周恩來因為在黨內外的威望、領導才干，挑起了大梁。

1939年1月，武漢撤往重慶，中央決定成立南方局，周恩來任書記，管轄國統區大后方十幾個省的黨組織。

重慶那幾年，周恩來干了一件所有人都覺得不可能的事：把國民黨內的民主派組織起來。

1941年夏，周恩來提議，一批國民黨民主派和進步人士在重慶秘密成立中國民族大眾同盟。參加者發展到200多人，后來推動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建立。

更絕的是他和張沖的故事。張沖是中統總干事，親手策劃過"伍豪事件"，想搞垮周恩來。西安事變后，兩人成了談判代表。

第一次見面，張沖忐忑不安，不知道周恩來會怎么對他。結果周恩來主動跟他交談，生活上處處關心他、照顧他，待他如朋友。

1937年7月，廬山會談，蔣介石提出新四軍軍長人選應由國民黨任命。周恩來當場反對，張沖跳出來維護蔣介石，咆哮著責問周恩來。

周恩來犀利的目光逼視著張沖，嚴肅地說："國共兩黨，猶如兄弟。咆哮要挾，成何體統！"

他接著列舉日本侵華罪行，質問："這樣權力，那樣權力，你怎么不向日本帝國主義要回我們國家的權利！愛國要有真心，抗日要有行動，國家安危、民族興亡高于一切！"

張沖被說得啞口無言，從此對周恩來心服口服。

1941年8月，張沖病逝，年僅38歲。周恩來親筆寫下挽聯："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

皖南事變后，周恩來揮筆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他一方面揭露國民黨暴行，一方面發動各民主黨派、海外華僑施壓。

局勢發展出乎蔣介石預料。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國民黨陷入孤立和被動，共產黨得到越來越多同情和支持。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周恩來把護衛自己近9年的龍飛虎派給毛澤東，交代："一步也不許離開。"

重慶談判43天，主要工作由周恩來和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完成。雙方達成《雙十協定》，同意避免內戰、和平建國。

周恩來在黨內始終以大局為重，不拉小圈子、不搞派系，對待不同出身的同志一視同仁。各大野戰軍、黨內各工作系統，對他都心悅誠服。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只有他能居中調和，把四面八方的力量擰成一股繩——這是第二重條件。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開會，周恩來當選《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組長。

最終敲定的《共同綱領》，把新中國的立國框架搭得扎實穩妥。

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周恩來作《關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報告。會議通過《共同綱領》，通過《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

10月1日下午2點，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宣布：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

這項任命是在廣泛聽取黨內外各方面意見基礎上提出的，集中反映了全黨同志、各民主黨派人士和人民團體負責人的高度信任和支持。

下午3點，天安門廣場，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0月21日，中南海勤政殿，周恩來主持政務院第一次擴大會議，宣布政務院正式成立。會上，他作了題為《關于政務院的成立和政府機關的組織與干部問題》的報告。

周恩來說："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

政務院下設34個機構，周恩來親自挑選各部門負責人。他特別注重挑選黨外民主人士擔任領導職務。

四個副總理，黨外人士占了兩個：郭沫若和黃炎培。

周恩來對黃炎培格外尊重。黃炎培過去多次拒絕舊政府高官厚祿，周恩來兩次登門拜訪，他才同意出任公職。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副總理、政務委員、正副秘書長和政務院所屬部、委、院、行、署負責人。11月1日，政府各部門正式開始辦公。

政務院一成立，周恩來立即擔負起"總理一切"的任務。他首先抓《政務院所屬各機關組織通則》等條例的制定，使新政府各部門迅速走上正軌，適應了"恢復生產，建設新中國"的需要。

1949年10月21日至1950年10月20日，一年時間，政務院總共召開56次政務會議。周恩來完全信任陳云主持財政經濟工作。他多次對薄一波說："在財經工作這一點上，我們是依靠陳云同志的。"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陳云就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陳云在西北、東北主持財經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中共中央進駐北平后，周恩來接連發出四封電報，催促陳云"速來中央"主持中央財政經濟工作。

長期成熟的統戰與外事工作經驗，讓周恩來成為建國初期唯一能扛起外交與統一戰線全局的領導人——這是第三重條件。

10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華僑事務委員會成立，任命何香凝為主任委員。這是中央人民政府專司僑務工作的職能機構。

新中國建立伊始，面對舊中國留下的爛攤子，百廢待興。周恩來主持制定一系列僑務政策：《僑匯業管理暫行條例》《華僑出入國境暫行辦法》《土地改革中對華僑土地財產處理辦法》……

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親手搭建新中國的外交體系，制定基礎外交政策。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

1950年1至2月，周恩來和毛澤東在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會談，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協助毛澤東組織和領導抗美援朝戰爭，直接領導中國方面的談判工作。

1953年12月，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

這三個條件，不是虛浮的資歷，而是開國總理必須具備的履職根基。

能落地政務的實操經驗，能凝聚人心的團結能力，能應對內外變局的統戰外交實力——放在1949年的中國，換任何一位同志，要么缺少數十年一線政務的統籌功底，要么缺少兼容各方的威望，要么缺少應對復雜國際國內局面的經驗。

根本撐不起這個千頭萬緒、步步艱難的位置。

后人總覺得周恩來當開國總理是順理成章，可只有放回當年的歷史處境里才懂，這不是安排，不是偏愛，是歷史和人民共同選出的唯一答案。

周恩來一生扎根崗位，為國家建設耗盡心力，從開國奠基到民生政務，始終守在一線。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他由于一貫勤奮工作，嚴于律己，關心群眾，被稱為"人民的好總理"。

這樣的人，擔得起開國總理的重任，也被老百姓記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