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章士釗提到一人，說起其工作安排，毛主席：那是我頂頭上司

1949年10月15日傍晚，天安門城樓的燈光剛剛亮起，毛主席在勤政殿外的回廊碰見章士釗，兩位多年未見的湖南老鄉邊走邊聊。章士釗忽然提到，北京圖書館里還空著一席研究員職務，可有個合適人選——張申府。毛主席聽完后笑了一下，說出那句后來流傳很廣的話：“那是我頂頭上司。”一句輕描淡寫，卻把眾人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北大圖書館。

1918年的北大，圖書館狹窄的閱覽室里塞滿了灰色木桌。李大釗忙得團團轉，經常讓性子爽朗的張申府代管事務。那年夏天，圖書館招了一個湖南青年做助理員，薪水每月八塊大洋。檔案登記表上寫著：毛澤東，25歲。說來有趣，毛澤東和張申府同歲，可正式分工上毛得向張請示，這個上下級關系，是毛主席后來自嘲“頂頭上司”的由來。

張申府原學數學，邏輯功底扎實，對西方思想極感興趣。羅素的名字正是他給譯出的。青年們在《新青年》版面上廝殺文字，他卻跑去勸李大釗多進馬克思的書，理由很簡單：新文化要有新“工具書”。就是在這種環境里，北京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悄悄成形。

1920年10月，羅素乘船抵滬，張申府隨行接待。臨行前，李大釗遞給他一張小紙條：到上海找陳獨秀，談一件“建黨”的大事。張一頭答應，暗道這趟差事比迎接羅素還棘手。到上海后，他住進陳獨秀家里，白天聽羅素演講，夜里同陳獨秀攤開紙筆規劃黨小組：名字用共產黨，不用社會黨；北方和南方同步，各自發展。幾句定論，為后來北京共產黨小組打下了雛形。

事情緊鑼密鼓。回到北京，張申府和李大釗把圖書館主任室當作臨時會議室，七八個人圍坐在煤油燈下，宣讀了組建宣言。名義上叫“北京共產黨組”，實際規模不過幾張桌子。這支隊伍后來陸續吸收了高君宇、鄧中夏等人，算是北方革命火種的核心。

同年冬天，張申府受蔡元培、吳稚暉之邀赴法講學，還肩負另一重任務——在歐洲發展組織。他與天津姑娘劉清揚同船。海上晃蕩的幾十天里，他把十月革命的故事從列寧講到斯莫爾尼宮，順手就把劉清揚爭取了過來。巴黎冬夜冷得要命，他們蜷在索邦附近的閣樓里商議：再找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伴，搞個旅法小組。

不久，周恩來進門。劉清揚本是覺悟社的老戰友，三人坐下來交換情報，談到凌晨兩點，周恩來爽快應承加入。幾個月后，又在柏林把朱德拉進來。朱德當時還戴著舊軍閥氣味的呢帽子，臨別摸著帽檐對周恩來說：“這回可算找著組織了。”這些場景后來成為中共早期海外工作的生動注腳。

然而，革命道路并非直線。1925年中共四大召開時，張申府與會場上幾位同志觀點相左，性子急，拂袖而去，自此轉向學術圈。有人替他惋惜，他卻一句“先教書育人，也是救國”堵住了議論。離開黨組織的他，在暨南、清華、北大輪流授課，做翻譯，講邏輯，甚至把《博登海姆數學原理》譯得鉛字未干又自我挑錯，可見其學究脾氣一點沒變。

抗戰爆發后，他輾轉武漢任軍委會政治部設計委員，恰好周恩來是副主任。老友見面，周恩來私下給他批了特別津貼，并半開玩笑道：“當年您給我報銷回國路費，如今我替您補車馬錢，扯平。”兩人相視而笑，彼此心照不宣。

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寫完《論持久戰》，親手寄了一冊給張申府。信里說：“獻曝微忱，亦聊盡匹夫之責。”這句話印證了毛對昔日上司的敬意，也透露兩人雖天各一方卻保持往來。

抗戰勝利，國共再度分裂，張申府繼續埋頭書桌。外界風云激蕩，他在《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譯稿上糾結一個謂詞的漢譯，足足磨了三天，這種執念，被同輩稱作“書齋里的刀鋒”。

新中國成立，周恩來主抓政務院人事，說服中央同意張申府到北京圖書館任研究員。安排公寓、調圖書基金、批給翻譯助手，一氣呵成。對這位曾“占過他上風”的老朋友，周恩來始終念舊情。

進入六十年代，社會已少有人提起張申府的革命經歷，他也絕口不談。每天在白石橋舊館，翻閱西班牙文哲學期刊，偶爾漫步到北大紅樓門口，望一眼昔日窗欞，便快步離開。旁人問他為何不寫回憶錄，他淡淡一句：“歷史自有公論。”

1986年6月20日凌晨，張申府在北京醫院病房安靜離世，享年九十三歲。新華社的訃告用了“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八字評價。對那些親歷北大圖書館舊事的人來說，更難忘的可能是另一個細節：曾經的助理員后來成為共和國開國領袖，而站在他頭頂發號施令的人，幾十年后連同一盞臺燈、一本牛皮紙函套的《數理邏輯導論》，一起留在了圖書館里，成了一段獨特的歷史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