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原子彈有什么用，不如給人民多做幾條褲子穿！陳毅如何回答

1957年夏，莫斯科會議的走廊里傳出一句戲謔：“有蘇聯核傘，中國可以安心種棉花。”彼時中蘇如蜜月，誰都沒有料到三年后風云突變，原子彈竟會成為中蘇交惡的焦點，也會在香港報紙上掀起一場“褲子與核子”的口舌之爭。把時鐘撥到1963年，這場爭論的主角，一位是身著中山裝、忙于穿梭外交場合的陳毅元帥，另一位是坐在銅鑼灣報社的查良鏞——武俠江湖里的金庸。身份、經歷、處境差別巨大，但一顆尚未爆炸的中國原子彈卻把他們連在了一起。

中蘇裂痕的第一道縫是1959年顯現的。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時，中國正陷入嚴重經濟困難。依賴外援的核計劃瞬間懸空，國家安全卻不能押寶于外人。帶隊歡送蘇聯專家的陳毅在火車站笑容不減，心里卻打定主意：不靠別人，也要把核彈造出來。次年秋的中央工作會議氣氛壓抑，財政口同志拿著賬本直搖頭，生產指標和饑荒數字擺在那兒，錢糧都緊。有人忍不住建議，核項目停兩年，等日子寬裕再說。陳毅端著茶杯站起來，聲音不高，卻一句頂一萬句，“脫了褲子，也要造！”會議室短暫失聲，聶榮臻看著這位老戰友，知道這不是情緒，而是戰略判斷：沒有核武，外交談判里永遠低一截。

“褲子論”很快傳到香港。1963年10月30日，《明報》社論用醒目的標題《要褲子不要核子》質疑大陸政策，金庸筆鋒犀利，列出十幾條理由：經濟困難、核門檻高、核軍備是罪惡，“與其造彈，不如給百姓多幾條褲子”。他寫得痛快，字里行間卻低估了核威懾對國家生存的意義。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美國第七艦隊仍在臺灣海峽巡弋，蘇聯也未放棄大國恫嚇。大陸無核傍身，真有可能被牽鼻子走。

香港左翼媒體聞聲而動，《文匯報》《大公報》等連續刊文反駁，言辭激烈，甚至有人把金庸扣上“親英崇美”的帽子。論戰在報端升溫，街頭茶肆里也討論成風，普通工人甚至拿“核子”和“褲子”打趣。此時，被點名的陳毅置身北京，忙于外事接待，卻關注到香港的喧囂。有記者私下問他意見，他擺手笑說：“他罵得有理，也是朋友；無理，也不過幾句筆墨。”一句云淡風輕，讓緊張氣氛緩和不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時整，羅布泊沙漠深處升起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收音機播報消息時，金庸正與編輯討論排版，辦公室瞬間安靜。次日，他依舊發表社論，堅持“不贊成核試驗”，邏輯與此前無異：核彈無益人民生活。不可否認，這種聲音代表了殖民地社會一部分人對戰爭陰影的恐懼，也夾雜著對大陸內部狀況的不了解。

北京方面沒有再動怒。陳毅向新華社香港分社打去簡短指示：“無須糾纏，多做事實說明。”他隨后在一次內部座談會中解釋，原子彈是生存底牌，不是炫耀品，國家要富更要安。“老百姓沒有褲子，當然不行；可沒了安全，褲子也保不住。”這句話后來在軍科院流傳，被總結為“安全與發展并重”的思路雛形。

回頭看，陳毅的“腰桿”理論與金庸的“民生”主張并非水火不容，只是立足點迥異。前者要的是擺脫外部核訛詐的資格證，后者擔憂的是資源浪費給大眾帶來新的艱難。兩種聲音在特定歷史情境下交匯，反映了1960年代中國人不同的安全觀與價值排序。

1967年，中國氫彈試爆成功，發展速度令世界側目。與此同時，農村分配制度逐步調整，城鎮糧油供應改善，人民“有褲子穿”的狀況隨經濟回升持續好轉。事實證明，核計劃并沒有永遠壓住民生投入，而是與之并行。不過，金庸社論提出的疑問仍有討論價值：軍備競賽的邊界在哪里？國家安全與人民福祉如何平衡？這類問題在今天依舊常被提起。

有人分析，如果沒有陳毅等人的堅持，中國核計劃最少要再拖五到八年，東風導彈或許要到七十年代末才能列裝；而那段時期美國在越南、臺灣海峽的介入正是高峰，戰略被動可想而知。不得不說，“褲子與核子”之爭，映射了大國崛起必須面對的優先級選擇：先強身，還是先暖衣？

陳毅晚年回憶這段往事時，用了一句輕松的話：“他那篇文章寫得潑辣，但也提醒我們，國防建設不能忘了老百姓。”金庸則在1990年代接受訪問，被問到當年的社論，微笑回應，“角度不同而已，中國擁有核武是必然。”言下之意，并無芥蒂。

短暫而尖銳的筆戰就此成為歷史腳注，卻給后人留下一份材料：真正的國家安全，離不開強有力的實力支撐，也離不開腳踏實地的民生改進。把二者對立并非智者所為。六十年彈指一揮，沙漠邊的碑石仍在，港島的潮聲依舊，留給后來者的啟示卻歷久彌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