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毛岸青趕到北京卻缺席追悼會，為何？

1950年11月25日，朝鮮前線炮火連天。戰地醫院里，年輕的翻譯官毛岸青倚在行軍床上，額頭包著白紗，手里那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忽然合上，他低聲嘟囔：“哥哥不會有事吧？”沒人料到，這個頭痛難忍的青年，二十六年后會因為同樣的舊疾，缺席父親的追悼會。

時間指向1976年9月9日。凌晨的廣播驟然響起哀樂，毛澤東逝世的訊息穿透長空。旅大療養院的走廊燈光慘白，醫護人員快步通知正在做針灸的毛岸青——父親走了。剎那間，他臉色慘白，太陽穴陣陣刺痛，但他只剩一個念頭：立即進京。

向中央請示后，夫妻倆匆忙收拾行李，帶著年幼的毛新宇踏上北去列車。兩晝夜的奔波伴著藥味與沉默。火車駛入北京站那刻，夜色濃稠，車窗外的燈光一閃一閃，像是提醒他即將面對的永訣。

一到人民大會堂，滿廳素白。水晶棺內的毛澤東靜臥，神情安詳，卻隔著永恒的距離。毛岸青的身影踉蹌，他伏地長跪，淚水連同自責一同溢出——父親臥病多年，他竟知之甚少。

世人都以為，毛岸青必會在18日的天安門廣場出現，因為他是毛澤東在世僅存的兒子。可名單公布，眾人愕然：沒看到他的名字。議論四起，有人揣測是特殊安排，有人猜忌有意回避，真相卻隱在病房里。

17日深夜，毛岸青回寓所后情緒崩潰，連吸數支香煙，腦中嗡鳴不止，血壓直線上升。值班醫生一摸脈搏，皺眉：不能硬撐，必須入院。他仍想請戰：“我得去送爸爸。”邵華握住他的手低聲勸道，“你若倒下，怎么見得了父親？”最終，他被推進北京醫院急救室。

診斷很快下達：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急性發作，伴隨早年腦外傷后遺癥。這個病歷讓老友們回想起他的童年創傷——上海法租界的電線桿下，十歲小男孩寫下“打倒帝國主義”，被巡捕鐵棍擊中頭部，昏迷多日，自此遺留下劇痛與易激綜合征。

那段流亡歲月刻進骨髓。母親楊開慧犧牲后，他和哥哥毛岸英成了無依孤兒，在弄堂送報為生。組織多方尋找才把兄弟兩人接到蘇聯。傷口雖縫合，神經卻再難復原。醫生告誡：少受刺激，保持平穩。可二十世紀中國動蕩不息，平穩二字太奢侈。

1950年毛岸英奔赴朝鮮戰場。噩耗傳來那天，毛岸青腦中劇烈作痛，再度昏厥。毛澤東將他送往大連靜養，特囑咐醫護悉心照料。此后近二十年，頭痛雖漸被藥物壓制，只要情緒波動，舊疾便會如影隨形。父親的病，他怕被牽動；父親更怕驚著他，于是病情始終被隱去。

追悼大會當天清晨，邵華扶著戴黑紗的毛新宇進入天安門廣場。高音喇叭低回，十里長街萬眾默哀。與此同時，病房里的毛岸青插著輸液管，眼望天花板，淚水順著鬢角滑落。他低語：“爸爸，對不起……”醫護聽得清楚，卻無從勸慰。

出院后，他在北京寓所設簡陋靈位，拉著兒子舉拳默哀：“一定把爺爺的事業傳下去。”這句囑托，被寫進了后來那本十萬字的回憶錄《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字里行間，有史料，有親歷，也有難以言說的內疚與懷想。

1977年春，他攜妻兒赴韶山。群山如黛，杜鵑似火。家鄉父老簇擁著獻上鮮花，鄉音里滿是敬意。那片浸過雨露的紅色花海，讓他想起戰火中倒下的母親楊開慧、兄長毛岸英，以及父親的少年歲月。寧靜的田埂間，他的頭疼像是被山風吹散了。

此后歲月，他在科研崗位兢兢業業，遠離政治漩渦。夜深時，總把父親的詩詞攤在燈下，邊看資料邊做筆記。每當痛楚來襲，他按住太陽穴，輕聲吟誦《沁園春·長沙》，仿佛又聽見湘江翻卷、松風呼嘯。

2007年12月5日，89歲的毛岸青在北京病榻上合上雙眼。彌留之際，他握著兒子毛新宇的手，說了最后一句：“把我送回韶山，陪著你奶奶。”次年春，他的骨灰灑在蒼翠的韶山沖，山風帶走了他的嘆息，也帶走了那場遲到的告別。

毛岸青未能出現在1976年9月18日的追悼大會上，不是因為推辭，也非禮節缺位，而是命運早早埋下的傷痕在悲痛中爆發，讓他再次倒在病榻。對外界而言，這是一個謎；對他而言，卻是無可奈何的生理極限。至此，遺憾寫進了歷史，但流淌在血脈中的那份堅韌與家國情懷，卻在后輩之間悄然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