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副國級被單獨關押十多年，為防止喪失語言能力，想了各種辦法

1978年4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的春風帶著微微涼意。秦城監獄厚重的鐵門開啟，陸定一踱步而出。十二年幽禁，他的背脊已略顯佝僂，可目光仍透著固執的明亮。迎接他的醫護人員悄聲驚嘆——這位年過花甲的老人竟然還能與人對答如流，沒有一點久囚后的結巴或木訥。誰都不知道，這份“正常”，是他用無數近乎傻氣的辦法硬生生維系下來的。

1966年5月，距那天整整十二年前，文化大潮席卷而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文化部部長的陸定一，被貼上“反動學術權威”的標簽。在北京，紅衛兵的造反口號震耳欲聾，他卻只能沉默以對。年底，他被撤職，翌年5月投進秦城。6平方米的單間，水泥地板冰冷刺骨，窗戶高懸，只留下一道手掌寬的縫隙透氣。放風，一天十五分鐘；吃喝拉撒，全在房里解決；與人對話，只剩審訊。

語言，是思維的外衣。若衣衫被剝，人很快會凍僵。陸定一明白這個道理。他早年在上海《生活周刊》當編輯，筆耕不輟，靠文字謀生；長征途中，在雪山草地朗讀《阿Q正傳》給戰士提神。如今，聲音成了奢侈品，可他偏偏不肯把嗓子交給寂靜。

最先，他給自己規定了“口肌體操”——早晨起床，對著墻壁大聲背誦《共產黨宣言》序言，字字啄石。背完后轉京劇，挑著《鎖麟囊》《群借華山》，唱完還要模仿花臉的大笑，“哈哈哈”地收尾。若嗓子發干，他就用手指輕敲喉結當節拍，硬逼自己把聲帶振出來。晚上臨睡前，他盤腿坐下，把一天的審訊細節、監室觀察、兒女近況統統在腦中過電影，再用話語復述：“今天看守遞了半碗稀粥，里面兩粒黃豆……”如此說上十幾分鐘，才肯合眼。

這種做法，在高墻里的別房并非孤例。炮兵司令員王平1975年重返崗位，回顧囚禁歲月曾搖頭：“好幾年一句話都沒說，出來后嗓子像生了銹。”他自認讀書不多，只能靠清點墻磚、默背《三字經》維系思維。可時間一長，發聲器官仍舊生疏，上任講話時磕磕絆絆，額頭冒汗，這才意識到沉默的代價比饑餓更可怕。

比起王平的憋悶，宋任窮的經歷更顯苦澀。1967年至1977年，他先在北京軍區，后轉至開封，一人一屋，窗欞被木板遮得嚴嚴實實。能夠說話的機會，僅在審訊和偶爾的“思想匯報”里。一天夜里，他對自己喊：“不能啞，一啞就徹底完了！”于是，他開始用家鄉話與自己“聊天”，又轉成普通話，隨后干脆嘗試學俄語，咬著舌尖練發音。十年后復出，雖有口齒不清，卻勉強頂住了部隊動員大會的演講。

陸定一相比多了一絲“文人辦法”。他在獄中自制紙筆，用肥皂水和鍋底灰調墨，在舊報紙邊角上寫文章。寫到興味上了，就自己朗讀批改。一次，他寫到抗戰歲月，不由得笑出聲。看守推門怒斥：“又發什么瘋？”他回一句：“給自己開個批評會。”不久后，看守也習慣了他忽而高聲背書、忽而低聲唱曲的“怪脾氣”。

秦城的冬夜特別長。窗外北風鉆縫，呼啦啦灌進單間。陸定一雙腳凍得發紫，卻依舊在床板上跺腳打節拍，嘴里念叨著毛主席詩詞、魯迅短句，甚至日語教科書里的片假名，目的只有一個：讓舌頭天天運動。十二年里，他推陳出新，總結出“站、坐、背、唱、笑”五字訣——站立時昂首挺胸，坐下時背書寫字，困倦時唱戲，大笑收尾。方法樸素，卻讓他說話的線條始終沒有鈍化。

值得一提的是，他還給自己訂了“每月必寫一篇回憶錄”的規矩。這些稿紙后來帶出監獄，被整理成《三十年一夢》。字跡歪斜，卻句句可辨。曾有人問他：“您那時不怕寫東西惹禍？”陸定一淡淡答：“不寫，腦子會銹。”

很多人忽視，人的表達能力不僅靠聲帶，也靠心境。大門緊鎖，外界音訊全無，時鐘滴答變成唯一的節拍器。陸定一在稿紙上給自己設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辯論有沒有缺陷？”“抗戰時宣傳口號是不是過頭？”邏輯鏈越發復雜，思想仍在奔跑。他說，這就像在黑暗里練長跑，不看終點，只盯腳下節奏。

1975年底，中央開始復查老干部案件。專案人員第一次和陸定一“平等交流”，對方隨口背出馬恩原文，字字清晰，讓人暗自驚訝。1978年4月，中央決定為其徹底平反。同年12月，他被任命為中央文革研究組副組長，重新拿起久違話筒，向文化部門干部講話。全場坐滿老同事，誰都怕他開口結巴。卻只聽他平聲緩調：“各位同志，十二年如隔世，今日重聚，惟愿同心。”一句話，嘩地響起掌聲。

可并非人人如此幸運。王平后來寫道，他的口齒“始終像被一層棉花裹著”，再沒回到年輕時鎮定自如的狀態。宋任窮在擔任中組部部長期間，講話稿總愛用“簡短”二字開頭，他自嘲說：嘴里還欠磨。

心理創傷也難以抹平。醫學研究指出，一個成年人若長期失去語言交流，神經突觸會萎縮，思維速度下降，甚至產生幻聽、幻視。在那個特殊年代，許多人硬是靠回憶和自說自話與崩潰拉開距離。陸定一曾在小紙條上記下：“每日自語，即與人談心。”回憶起長征路上生死與共的同伴，是他最常用的話題。一遍遍復述，仿佛他們就在對面回應，從而挽住自己的精神之繩。

1979年，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再次任命他為國務院副總理。有人以為，歷經漫長禁閉，他會封口謹言；不料，他在報刊整頓座談會上提出“解凍文藝”，言辭犀利。如今回想，其膽氣與那間六平方米的房子里日夜練就的韌勁不無關系。沉默的囚禁并未奪走他的聲音，反倒讓他說話更珍貴、更有鋒芒。

試想一下，若當年他沒有硬逼自己開口，結局會怎樣？12年，足以讓一個稚童長成青年，也足以讓一個演說家變成噤若寒蟬的木偶。秦城舊址的石墻至今還在，墻角的青苔年年翻綠，可那些硬抗孤寂的自救方法，卻常被忽略。陸定一的“口肌體操”聽來俚俗，卻以最低的成本保存了人類最珍貴的本能——表達。

歷史學者曾統計，大運動中被長期隔離的高級干部超過四百人，其中三分之一在重返崗位后留下不同程度的言語或心理障礙。有人以沉默回避，有人靠朋友重新學習發音，也有人始終開不了口。陸定一的做法未必適用于所有人，但至少提供了一個信號：與外界隔絕時，人與自己說話，是最后的防線。

1980年代末，有記者采訪陸定一，請他回憶秦城歲月。老人只說了十一字：“不墮落，不絕望，不讓舌頭生銹。”言罷，他輕輕笑了笑，似乎又在那幽暗囹圄里，為自己唱起了花臉的豪放大段。

語言是刀，更是盾。當年那位副國級用笑聲、戲詞、回憶筑起的聲音長城，終究護住了他心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