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山被槍斃40年后，他親弟弟公開發言，對毛主席的決定作出評價

一九九二年深秋，華北大地的風已帶寒意。石家莊一家老舊茶館里，七十多歲的劉恒山在采訪機前停頓片刻，低聲說道：“毛主席沒有錯，我哥該負這個責。”一句話，把人們的記憶帶回四十年前那場震動全國的槍聲。

解放初期，百廢待興。國家財政捉襟見肘，軍費、救災、撫恤都要錢。為盡快自給自足，一九四九年末，中央號召各級政府和機關發動“生產運動”。河北省分區專員劉青山與老戰友張子善正是這場運動的執行者。兩人當時的地位不低——劉青山身兼石家莊市委第一副書記、河北省專員等數職，手握撥款生殺大權。

可惜，他們心里的算盤并不與國家同頻。生產運動需要大量資金，他們卻把中央撥給邊區的近兩百萬元人民幣拿去“放高利貸”：向缺糧斷炊的廠礦、合作社借給高息，收款時還強迫對方“以物頂債”。更離譜的是，河北遭遇水旱災害，中央批下的救災物資，在劉、張二人手里變成了牟利工具——低價收購，高價轉賣，災民口中的饅頭就這樣“生生加了碼”。

上級并非毫無察覺。物資調配混亂、工人情緒激動、基層干部暗中告急，多重信號最終匯成一道密報：河北“出事”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天津行署副專員在省第三次干部會議上當面揭發，劉青山當場臉色煞白。大會氣氛凝固，許多同志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貪污”二字對共和國的威脅。

中央高度警覺。當月下旬，華北局、中央紀委、政務院監察部組成聯合工作組，星夜抵達河北。調查組翻出厚厚一摞合同、賬冊、票據，一筆一筆對：“虞城縣救災小麥六萬斤下落不明”“廣宗水利款五千萬元舊幣被私用”。經三月徹查，合計侵吞、挪用公款一百七十一萬余元新人民幣，相當于那時河北全年糧食收購款的三分之一。

毛澤東批示來的很快：開除黨籍，依法處決。有人替劉青山求情，理由是“戰功卓著，彌補有功”。然而，“沒有規矩，何來新生。”這是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上的原話。對于新生政權而言，任何一筆揮霍百姓血汗的錢，都觸及立國之本。最終，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死刑。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天津市西郊射擊場。冷風卷著黃土，千余名來自各機關、工廠的干部列隊觀刑。行刑前，執行人員念完判決書，劉青山渾身顫抖，喃喃自語：“我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隨后槍響兩聲，塵埃落定。這是新中國首次公審并處決省部級貪官，震懾巨大，“劉張大案”寫進了黨史。

對比人們的憤慨，黨和政府的后續處理卻異常平和。中央明確：“嚴懲罪犯，善待親屬。”劉家和張家得以保留自留地，子女繼續上學就醫。劉青山的母親病重無錢醫治，當地政府出面墊付費用；張子善的弟妹因失去經濟來源，被安排進國營工廠工作。這種“刀口向內，雨露向外”的分寸，讓許多干部心服口服。

時光流轉。改革開放以后，一些記者和史學者陸續拜訪了劉家。面對鏡頭，劉恒山幾乎句句帶淚：“哥哥少年拼命革命，是好樣的。可后來他變了，錢像棉絮似的堵了心。若不敲響警鐘，后面要毀多少人、毀多少事？”這番話沒多少修飾，卻直指人心。對毛澤東當年的決斷，他給出十二個字評價：“公正無私，情法兼顧，國有國法。”

追根溯源，劉青山的墮落并非孤例。建國初期，國統區的舊官僚體系、土匪勢力、投機商賈，紛紛把目光盯向新生政權的財政缺口。糖衣炮彈攻勢來得猛烈，一些革命干部驟然從艱苦環境轉到掌握資源、審批公款的崗位，心態難免失衡。華北局后來的總結報告提到：“歷史上帶槍的貪污案，從未有過如此之大，此乃新舊制度交替時特殊現象，應以重典震懾。”

值得注意的是，劉青山案不僅清除了害群之馬，還直接推動了新中國反腐法規的完善。一九五二年九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頒布，首次明確量刑幅度：貪污五萬元以上可判死刑。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份文件的字里行間都能聽見天津西郊槍聲的回響。

當然，法律并非鐵板一塊，隨時代而進。七十年代末，國家開始推行改革開放，經濟政策更加靈活，一些干部擔心“闖新路”又會被定性。鄧小平在談到此案時語氣凝重：“劉青山是前車之鑒，制度必須管得住人，方向必須利于人民。”話不多，卻為新時期防腐倡廉劃下了紅線。

再次回到劉恒山的采訪，老人猶豫片刻，從懷里摸出一張老照片。照片里，年輕的劉青山站在延安窯洞前，肩挎馬槍，目光炯炯。老人嘆聲：“如果他能一直保持那股勁兒，今天該多好。”他的聲音很輕，但茶館里所有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歷史并不會因為個人悲歡而轉彎，可它總會提醒后來者：權力和利益的考驗，任何時代都在。劉青山從一個貧農之子成長為開國干部，又因貪念被推上刑場，他的兄弟之言不帶怨懟，卻道出一種沉沉的警示——革命并非護身符，功勞簿也不是赦罪券。守住初心，才是對那段崢嶸歲月最基本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