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衛隊入憲爭論在大選中危險凸顯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日本眾議院選戰正在進入后半程之際，一場圍繞憲法與安全定位的正面交鋒被迅速推到臺前。2月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新潟縣上越市演說中明確表示，有意把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她現場反問“為什么不能在憲法中寫上自衛隊？”然后呼吁選民賦予其推進修憲的授權；她同時批評國會憲法審查遲滯，稱希望“打破沒有進展的局面”。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野黨的中道改革聯合方面由野田佳彥表態堅持“無核三原則”，主張建設“不再度引發戰爭、不被卷入戰爭的國家”。同一天，高市早苗還在甲府市把“負責任的積極財政”與“投資危機管理”并列，試圖把安全議題與經濟政策一并納入競選主軸。至此，修憲、自衛隊定位與風險敘事，成為本輪選戰最具張力的議題組合。

把自衛隊寫入憲法，表面看是法律條文的技術修訂，實質卻是日本戰后政治結構的一次象征性再定義。長期以來，日本安全體制處于“現實存在、文本曖昧”的狀態：自衛隊在運作層面被廣泛承認，在憲法表述上卻保留解釋空間。這種結構并非偶然，而是歷史記憶、周邊環境與國內政治妥協交織出的緩沖帶。高市早苗的主張，意味著將這種彈性格局改寫為法理上的明確確認——從“通過解釋維持平衡”，轉向“通過明示重塑平衡”。

關鍵問題不在“寫不寫”，而在“在什么政治氛圍下寫”。當安全議題成為選舉動員核心，它就容易從制度討論轉化為情緒敘事。高市早苗把“危機管理投資”“把不安變成希望”相連，等于將社會不確定感轉譯為政策正當性與權力授權的來源。這種邏輯的風險在于：安全威脅多半是“可能發生”，難以被證偽，因而在政治上極易被持續放大，進而長期擠壓教育、福利、收入分配等議題的公共注意力。

野田佳彥所代表的路線，并非簡單否定安全政策，而是強調路徑后果——一旦憲法修改與安全焦慮深度綁定，日本政治的重心可能進一步向軍事與危機想象傾斜，外交調適與社會投資空間則相對收縮。他強調“不被卷入戰爭”，本質是在為戰后以來以克制換取外部信任與內部發展空間的治理經驗辯護。

高市早苗對“審查沒有進展”的不滿，折射的是效率邏輯對合意邏輯的壓力。憲法之所以推進緩慢，正因為它是社會底線規則，而非普通政策工具。若以打破僵局為優先目標，而社會共識與周邊溝通不足，條文的“前進”未必等同于結構的“穩定”。修憲若被當作競選加速器，而不是長期秩序重塑工程，其后果將超出選舉周期本身。

因此，這場爭論真正的分水嶺，不只在憲法第九條如何表述，而在日本選擇以何種方式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是通過制度硬化與軍事角色的明確化來追求確定感，還是繼續依賴克制、模糊與外交回旋來管理風險。前者提供清晰姿態，后者保留調節空間。選民投票的對象，不只是政黨，更是兩種風險管理哲學與國家自我敘事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