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飾演的毛主席越來越像，妻子桂蘋卻有些傷感：老胡，你變了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三點，北京上空透著初秋的涼意。天安門前，劇組正在復拍開國大典的鏡頭，城樓揚聲器里傳來雄渾的口號，“人民萬歲”蕩在長安街上。人群中，許多白發老兵激動得直抹眼角，他們盯著城樓中央那位身著中山裝、步態穩健的“毛主席”，一時間忘了攝像機的存在。

鏡頭切停，燈光熄滅，“毛主席”摘下禮帽，露出略顯潮濕的鬢角——那是古月。他轉身走向監視器時，桂蘋恰好迎面而來。丈夫的身形、神態、甚至轉身時的幅度，與二十多年前新聞紀錄片里的原型幾乎無縫銜接。桂蘋心頭一緊，忍不住低聲感慨：“老胡，你真不像當年的你了。”

這句無心的話把古月說愣了。回到休息室，他望著鏡子里那張貼著凸粉、眉尾壓低的面孔，默默發呆。若把化妝卸去，鏡中仍透著熟悉的輪廓，但他明白，外形只是入口，更難的是氣質與神態的滲透，而自己已深陷其中難以抽離。

時間撥回到一九七八年初春。昆明至北京的綠皮車上，胡詩學擠在硬座角落，埋頭看文件。對面乘客端著一張油印《毛主席去安源》畫幅比對著他看了半天，忍不住開口：“同志，你跟畫里的人可真像。”胡詩學本想敷衍，卻被那人拉著比對，車廂笑聲此起彼伏。那次旅途結束后，“云南有位干部與毛主席神似”的消息像風一樣傳到了總政文化部。

同年盛夏，胡可少將帶隊抵昆。會議間隙，他不動聲色地觀察胡詩學：面闊、額寬、鼻梁微鈍，一笑時嘴角往左輕挑，幾乎天然帶著領袖氣場。胡可當場遞出試妝邀請函，胡詩學卻婉拒：“我只會寫材料，拍戲怕誤事。”回家后，他把這事當趣聞說與桂蘋，哪料妻子思索良久后勸道：“你小時候在孤兒院被解放軍接出，最懂這段歷史；若能用形象講述它，比寫千字報告更有力量。”

就這樣，胡詩學帶著半推半就的態度去了北京八一廠。第一次試妝，他照鏡子驚了一下——形似已成，神似尚缺。為補這一課，他拼命鉆進老資料。白天鉆膠片，晚上抄筆記；宿舍墻上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六百張毛主席照片被按年代排開，標注“握手”“沉思”“談笑”“疾行”四類動作。為了一個舉煙細節，他在鏡前反復琢磨手指夾煙的角度，連打火機火苗高低都不放過。

一九八一年，《西安事變》開機。成蔭導演給出同一段黨內會議臺詞讓三人輪流試演。輪到古月，他端坐片刻，用湖南口音壓低聲調，左手慢慢撫著桌面，字句間擲地有聲。導演沒喊停，他卻忽然自己站起：“成導，再來一次吧。”第二遍，他拿掉刻意的手部動作，語速稍緩，氣韻更沉。攝制組一片寂靜，隨后掌聲爆出——角色落定。

隨著戲一部接一部而來，古月對角色的沉浸也越來越深。他不再大聲說笑，言行帶著不自覺的分寸感。桂蘋發現，與他聊天時，丈夫常用湖南腔回應，甚至連抬手指路都保留角色習慣的手勢。她半開玩笑：“你是不是把自己弄丟了？”古月怔了怔，竟答：“我以為這樣更貼近人物。”那一刻，桂蘋笑容有點勉強，卻還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繼續吧，觀眾信你就行。”

一九八九年《開國大典》上映，全國票房大捷。在長春電影制片廠陳列室里，劇照墻上掛著古月登樓宣布新中國成立的定格。許多參觀者看了又看，小聲議論：“真像，太像了。”他們很難意識到，為了這七秒鐘的莊嚴宣告，古月提前三個月每天拎著裝水的搪瓷缸在城樓臺階上練走位，精確到步距三十三厘米。

九十年代初，《大決戰》劇組轉場西柏坡。毛主席的女兒李訥回到舊地，劇組特意避開她，擔心觸景生情。可李訥還是尋到現場，一眼鎖定古月，先是怔住，隨后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放。她低聲說：“手的溫度和當年一樣。”短短一句，讓周圍人全部紅了眼圈。那天下午的拍攝，古月每一個揮手都格外沉穩，因為那是近乎原生的記憶壓力。

拍攝任務結束后，古月照例拆下假發、卸妝、換回軍裝。桂蘋在宿舍門口等候，看見他腳步略顯疲憊，卻依舊保持那種特有的鎮定。沉默片刻，她說：“老胡，你變得讓人心疼。”古月笑笑，沒有解釋，只把那一摞寫滿角色筆記的本子塞進背包，像守著珍貴的檔案。

多年以后，電影頻道重播《開國大典》。不少觀眾對著屏幕議論演員的神似度，背后真正的故事已漸被遺忘——那份幾近苛刻的自我要求，那段夫妻間默默的體諒，和那句再簡單不過的提醒：“老胡，你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