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達在毛主席見證下重新入黨，他說：我守寡的日子結束了

1939年冬，重慶嘉陵江畔的夜霧翻涌，李達在一間簡陋教室里給馮玉祥部隊軍官講馬克思主義。講完課他合上書本，沉聲感慨：“總得有人把這些道理講下去。”此時，距他與毛澤東久別重逢，還有整整十年。

那堂課后不久，一名來自延安的青年帶來口信：“黨中央歡迎李先生北上。”李達笑了笑：“只要有一碗飯，山溝也去。”可南方局負責人誤聽為“講條件”，結果邀約擱淺。命運在此拐了個彎，李達繼續留在國統區，以教書與寫作掩護，對外是教授，對內仍守護那盞紅色火種。

時間撥回1911年。22歲的李達行囊里裝著從零陵老家帶出的兩本《四書》，北上進京師優級師范。他對朋友說：“要學別人是怎么救國的。”沒多久，辛亥槍聲傳來，他已隱約感到舊世界的縫隙開始松動。可帝制雖亡，軍閥混戰卻將希望撕得破碎。焦灼與求索，催他兩度東渡，攻讀哲學、社會學，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像雷霆擊中這位湖南青年——新的世界觀闖入胸臆。

1919年，《國民日報·覺悟》副刊上出現署名“李漢俊、李達”的文章，《什么叫社會主義？》引來不少讀者。“這小子有筆頭。”陳獨秀在上海攤開報紙評點。翌年夏，李達回國，投入《新青年》編輯，又擔綱《共產黨》月刊主編，把最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譯介到中國。8月，一冊《共產黨》雜志恰被在北京求索的毛澤東購得，讀罷擊案長嘆：“這才是救國之學。”兩位湖南人從此在思想上暗暗握手。

1921年7月，嘉興南湖的紅船里，十三位代表議論正酣。李達憑借熟稔的德文和日文，不時引用馬克思原文；毛澤東則邊聽邊記，偶爾一句，直指要害。李達悄聲對身旁人說：“此人將來必不凡。”他當選中央宣傳主任，毛澤東回湘籌建自修大學，革命火種在江南北地并起。

次年冬，李達應邀來到長沙清水塘，在自修大學給學員講《社會改造原理》。入夜，油燈下，毛澤東端來茶水：“鶴鳴兄，學生求之若渴，辛苦了。”李達擺手：“理論要落到田間地頭，才不枉我們寫這么多字。”他們并肩議論到天明，卻在翌年分道揚鑣。李達因不滿陳獨秀的“右傾”出走，一別就是二十多年。

離黨不等于離道。北平、上海、南寧，李達的腳步總和講臺結緣。《辯證唯物論教程》《社會學大綱》接連付梓。為躲審查，他把“唯物史觀”改稱“社會學原理”，讓紅色理論堂而皇之進入圖書館。延安的毛澤東拿到《社會學大綱》后，連夜寫下批注萬余字，夸作者“筆鋒銳利，如手術刀割開舊思想的膿瘡”。

1948年初，華北戰場捷報頻傳，毛澤東給李達寄去暗語信件：“本公司生意興隆，盼速來合伙。”李達心領神會，卻被困長沙。直到1949年4月16日深夜，他在地下交通員護送下乘船南下香港，再北上天津。5月14日，火車緩緩駛入北平站，站臺上，警衛員一句輕聲：“毛主席囑我迎您。”李達扶著欄桿，久久不語。

5月18日的雙清別墅，故人相對。寒暄未畢，毛澤東關切詢問手術恢復如何，李達爽朗答：“胃少了一塊，心還在。”隨即，他轉達了程潛和平起義的意向。毛澤東點頭：“大功一件。”夜深燈微，兩位老戰友推心置腹，回望往昔，更多卻在商議未來的“新中國之學”。

共和國成立后，李達執意回湘籌建新型大學。12月2日，他被任命為湖南大學首任校長。雖身處桃李滿園，仍放不下心中夙愿。月底，毛澤東邀其進中南海談心。屋內烤火盆里木炭噼啪作響，李達坦陳：“當年離黨，是莽撞；能否再列組織，彌補過錯？”一句話說完，他低頭良久。

“往事不可咎，來者猶可追。”毛澤東邊卷著香煙，邊作了決定：由中央直接批準李達恢復黨籍，免去候補期。劉少奇當即提筆寫下介紹，李維漢落款。儀式簡樸，卻堅實如磐石。李達激動地笑言：“多年的‘守寡’生活算是結束了！”屋里眾人會心大笑，冬夜里分外溫暖。

此后，李達繼續在學術戰線上鏖戰。1953年調任武漢大學校長，新建哲學系，主編《哲學大辭典》，組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部教材編委會。每逢毛澤東南下，必邀“鶴鳴”小聚議學。1956年7月，毛澤東對湖北省委干部交代：“只要李達來了，不論晝夜，讓他進來。”朋友之誼，歷三十余年而不改。

一次會面中，李達仍自責沒上井岡山、錯過長征。毛澤東擺擺手：“你是理論界的‘黑旋風’，兩板斧不夠，你使三板斧。胡適、梁啟超都挨過，你不比誰差。”這份豪氣，把書生與統帥的情誼鎖進歷史。

1966年，李達溘然長逝，終年七十六歲。身后留下三百余萬字著述，也留下與早年戰友的深情往來。1949年那場在中南海書房舉行的重入黨儀式，不只是一樁個人榮復，更像一次思想與信念的再次握手——風雨三十載，曲折未改其志，遲到的歸隊，卻分量千鈞。

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用一生證明：單槍匹馬做學問易，持久守望真理難；暫別組織易，心向紅旗難改更難移。李達的軌跡告訴世人，真正的信仰，既能在講壇上閃光，也能在烽火中挺立；哪怕走遠了，終點仍是那團不滅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