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此人連跳多級：從縣委書記直接升任省委書記，畢生成績斐然

說到“縣委書記”和“省委書記”這兩個身份，大家肯定都知道，雖說看起來只有一字之差，這中間，可差著“十萬八千里”呢。

不過，在我國近代歷史上，還真有這么一個“平步青云”的干部，他就是郭榮昌。說到這個名字，可能許多人都有些陌生，但他為祖國做出的貢獻，可是十分卓越的。今天，咱們就一起走進那段過往，看看這位人民的好干部的一生。

1933年9月，廣東潮陽的兵荒馬亂剛剛稍有平歇，郭家就迎來了一個兒子，郭榮昌。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還有幾個弟弟妹妹。家里世代務農，孩子又多，生活難免拮據，在當時，吃飽飯都是問題，更別說讓他上學了。

可郭榮昌從小就愛學習，沒事就跟著私塾先生偷偷“蹭”課聽，先生看他著實喜歡鉆研，又聰明，就偶爾將一些舊課本借給他看。15歲的時候，為了能有口飯吃，他就跟著遠房的舅舅去了香港。

那時候，香港還是英國人的地盤，碼頭的搬運工被洋警察欺負，甚至毆打都是常事，紡織廠里也是中國工人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錢。小小年紀的郭榮昌就在一家紡織廠當學徒，就算這樣，他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學業，白天踩著發燙的機器踏板，晚上還要去夜校。

夜校里面有位老師看他實在好學，就總在課后悄悄給他一些小冊子，這些冊子看著不起眼，可里面的“革命”等字眼，讓郭榮昌第一次認識到，原來國家也可以不是殖民地，原來老百姓也有機會能過上好日子。

那時候，他常常和幾個工友擠在狹窄的工棚里面一聊就是大半夜，有人說：“等新中國成立了，就算回去種地也比在這受洋人的氣強。”郭榮昌就點點頭，他暗下決心，自己也要努力，不只讓大家種地，而是讓更多人能吃飽穿暖，能上學讀書。

1951年，18歲的郭榮昌真的回了廣東，他靠著在夜校學的知識，考上了南方大學。這所學校是葉劍英元帥牽頭辦的，專門培養給老百姓干事的干部，課堂不教空話，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知識。

結業后，他被派到廣寧縣當土改工作組組長，那地方山高路遠，村子散得像撒在山里的豆子，他每天背著鋪蓋走幾十里山路，白天跟農民一起丈量田地，晚上就在祠堂里開動員會。

有次在古水鎮，他看見幾個孩子蹲在路邊啃樹皮，小臉蠟黃。一問才知道，孩子爹娘在戰亂里沒了，跟著瞎眼奶奶過，別說私塾了，飯都沒吃飽過幾回。

聽了這話，郭榮昌心里堵得慌，第2天就找公社干部商量，把祠堂邊角騰出來當臨時學堂，自己掏工資買課本，還請了村里識字的老秀才當老師。

開學那天，孩子們捧著皺巴巴的課本，怯生生地叫他“郭老師”，他鼻子一酸：“以后你們就能讀書了，有了知識，就能干大事，就不用再餓肚子啃樹皮。”

從廣寧到四會，再到羅定，郭榮昌一扎就是20年。

在四會當文教助理時，他天天往村里跑，看見哪條路坑洼難走，就組織村民一起修；看見哪戶人家種的稻子遭了蟲災，就騎著自行車去縣城農技站問辦法。

后來當了羅定縣委書記，他還是老樣子，別人匯報工作愛說“功績”，他卻總問民生問題，連“村里的水渠通到第幾戶了”“五保戶的冬衣備齊了沒”都不放過。

有年冬天修水庫，羅定冷得結了霜，郭榮昌裹著件舊棉襖，跟村民一起扛水泥袋，手上磨出了血泡，就用布條纏一圈接著干。有人勸他：“書記，您站旁邊指揮就行，不用動手。”他笑著擺手：“水渠是給大家修的，我多扛一袋，大家就少累點。”

那時候不少同齡人都往城里調，有的當了地委干事，有的進了省廳，有人跟他說“你太實在，沒前途”，郭榮昌卻不慌，還是笑瞇瞇地說：“在羅定挺好，看著莊稼長起來，看著孩子能上學，比啥都強。”

誰也沒料到，就在1975年，郭榮昌的人生竟然迎來了一個“大機遇”。

那天他正在田里看早稻抽穗，縣委辦公室的人騎著摩托車找過來，說：“地委來電話，讓你趕緊去廣州，省委要找你談話”。回到辦公室，他泡了杯涼茶，坐了一夜，不是高興，是慌。

去廣州的路上，他還在琢磨，到底是哪里犯了錯。可到了省委大院，見到老領導，對方拍著他的肩膀說：“小郭，選你來縣委不是因為別的，是你在基層干得實，沒那么多彎彎繞，現在就需要你這樣的人穩住陣腳。”

原來不是犯了錯，反而是讓他擔任省委書記，他這才定了心，接下了省委書記的任命。

剛到省委那陣子，閑話真不少。食堂里有人盯著他年輕的臉嘀咕，茶水間里有人壓低聲音說他“肯定有后臺”。郭榮昌聽見了也不辯解，該下基層下基層，該批文件批文件。

那時候造反派總想著抓干部的“小辮子”，可他從基層一步步上來，沒搞過歪門邪道，歷史清白得像張白紙。同事們私下里就叫他“和尚頭書記”，意思是沒辮子可抓，想揪也揪不著。有人想要查他，誰知道翻遍他的檔案，連個“作風問題”的影子都沒找著，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最讓郭榮昌記掛的，還是當年保住華南農業大學的事。

1975年下半年，造反派鬧著要把華農搬到農村，說“農業大學就得在鄉下，在城里就是脫離實際”。郭榮昌心里門兒清：這一搬就完了，實驗室里的顯微鏡經不起山路顛簸，圖書館里的珍貴資料搬一次丟一半，再說農村哪有搞科研的條件？真搬過去，不是讓學校發展，是讓學校“散架”。

省委開會的時候，大家都急得上火，有人說“硬頂肯定要鬧大事”，有人說“順著來又對不起學校”。郭榮昌坐在那兒沒說話，心里卻偷偷打著“小算盤”：學校那么多教學樓、儀器、圖書，搬一次得花多少錢？散會之后，他拉著科技文衛辦的同志一起算，最后算出個800萬的數。那時候800萬可不是小數，省里的財政賬上根本沒這么多錢。

第2天有人來催，郭榮昌就客客氣氣地說：“要搬可以，得有經費啊。800萬，你們能讓教育部批下來，咱立馬就搬。”對方竟然還真的去北京鬧，結果教育部一口回絕：“經費緊張，暫緩搬遷。”就這么拖到1976年，“四人幫”倒了，搬學校的事也就此作罷了。

后來華農的老教授見了他，總握著他的手說：“郭書記，當年要是真搬了，這學校就沒了。”他總擺手：“不是我厲害，是咱不能看著好不容易起來的教育事業毀了。”

1979年，省里的整風會上，又有人提他“坐直升飛機上來”，說他“沒資歷，不配當省委書記”。郭榮昌聽了沒生氣，反倒還真的開始思考：自己確實沒在更高層面干過，很多事還得學。

散會之后，他主動找習仲勛同志說：“習老，我想回肇慶去。基層的事我熟，也能多學點心，省得別人說閑話。”習老也挺支持，說：“行，你去。省委書記的頭銜不變，到下面好好干，多積累點經驗。”

他去肇慶當地委副書記的時候，行李就一個舊皮箱，里面裝著幾件換洗衣裳和幾本農業書。肇慶的干部以為他是來“鍍金”的，沒想到他一到就下了鄉，還先去了最窮的懷集縣。

懷集多山，農民靠種竹子過日子，可竹子砍下來賣不出去，只能堆在山里爛掉。郭榮昌就騎著自行車跑遍周邊的鄉鎮，還聯系了香港的客商，教農民把竹子加工成竹席、竹籃，再通過外貿渠道賣出去。

有次在村里，他碰到個老農蹲在田埂上嘆氣，說：“包產到戶不敢干，怕犯錯誤”。郭榮昌就坐在田埂上跟老農聊：“咱農民種地，不就是想多收點糧食嗎？只要能多收，錯了我擔著。”后來肇慶的包產到戶推開了，糧食產量翻了番，農民們都念他的好。

1985年，郭榮昌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被任命為廣東省委副書記，主要管農業和農村工作。那時候廣東正搞改革開放，珠三角的工廠建得熱火朝天，可山區還窮得叮當響。

他提出“不能讓山區拖后腿”，帶著工作組跑遍了全省100多個縣，從粵東梅州的客家山區，到粵西湛江的海邊漁村，每到一個地方，他都先去最窮的村子。

2002年，他兼任廣東省潮人海外聯誼會會長，第一件事就是搞助學。他知道潮汕地區有不少窮孩子考上大學卻交不起學費，就挨家挨戶找海外潮商募捐。幾年下來，他資助了440多個大學生，還有3000多個孤寡老人。

2008年汶川地震的時候，郭榮昌已經病重住院了。就算躺在病床上，他也還是拉著兒子的手說：“災區的人難，咱得幫一把”，讓家人捐了5萬塊錢。

臨終前，他還惦記著農村的孩子，說：“一定要讓農村的娃都能上學，咱國家要強大，得靠有文化的人”。

2008年9月13日，76歲的郭榮昌在廣州去世。這樣的一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民的好干部，值得后世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