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閩西根據地創建者，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曾在三大野戰軍任職

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解放軍四大野戰軍次第組建，西北野戰軍（一野）、中原野戰軍（二野）、華東野戰軍（三野）、東北野戰軍（四野）各擔重任，席卷全國解放戰場。

鄧子恢作為黨內深耕農村與后勤工作的資深干部，是少數在二野、三野、四野均有正式任職的核心人員，未曾涉足一野，其履職軌跡始終貼合戰局演變，核心聚焦根據地鞏固、后勤支前與地方治理，雖非一線作戰指揮，卻為三大野戰軍的作戰勝利筑牢了后方根基，其任職詳情藏著解放戰爭后方工作的真實脈絡。

1946年底，解放戰爭全面爆發，華東戰場成為國共爭奪的核心區域，華中分局與山東分局合并組建華東局，華東野戰軍（1949年2月正式改稱第三野戰軍）同期組建，鄧子恢調任華東局副書記、華東軍區副政委，就此開啟在三野前身部隊的履職生涯。

彼時的華野，剛經歷蘇中戰役、宿北戰役，雖接連取勝，但面臨兩大困境，一是前線兵力糧草消耗劇增，山東解放區土改不徹底，貧雇農分地不足，群眾支前積極性遲遲未能調動；二是戰區跨度大，部隊機動頻繁，后勤補給線脆弱，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在即，糧草征集、民工動員迫在眉睫。

到任華東后，鄧子恢沒有涉足作戰指揮，而是一頭扎進根據地建設與后勤統籌。針對土改弊端，他深入鄉村調研，發現山東當地此前執行的土改政策，對富農土地一概不動，地主可留存比貧農多一倍的土地，導致貧雇農獲益有限，群眾參與革命的熱情不高。

為此，他提出“中間不動兩頭平”的土改方針，明確中農土地不予觸動，集中沒收地主多余土地、征收富農超額土地，統一分配給貧雇農，隨即在華東解放區推行土改復查。這一方針精準平衡了各方利益，迅速點燃群眾熱情，青年主動參軍，壯年踴躍支前，華野兵源與后勤補給得到初步緩解。

1947年7月，國民黨軍對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鄧子恢與張云逸組建華東局工委，轉移至渤海地區主持后方工作。彼時華野主力外線出擊，渤海成為華東解放區的最后屏障，也是后勤補給的核心基地。鄧子恢牽頭建立三級支前體系，縣級設支前辦，區級設運輸隊，鄉級設擔架隊，制定嚴格的籌糧細則，按田畝合理攤派，禁止無償征調，同時協調地方政權與野戰軍后勤部門，打通糧草從征集到轉運的全鏈條。

孟良崮戰役期間，渤海地區動員民工十余萬，擔架兩萬余副，將糧食、彈藥源源不斷送往前線，正是這一時期的后勤鋪墊，讓華野得以集中兵力全殲張靈甫整編74師。1948年5月，中原戰局吃緊，中央調鄧子恢南下，其在華東野戰軍（三野前身）的履職告一段落，這段經歷也為其后續在其他野戰軍履職積累了成熟的后勤與土改經驗。

鄧子恢與第四野戰軍的淵源，始于東北根據地建設，貫穿東北野戰軍改稱四野后的南下作戰全程。1947年，中央為鞏固東北戰略后方，調鄧子恢任東北局副書記，彼時東北野戰軍尚未改稱四野，正籌備遼沈戰役，鄧子恢的核心任務是協助鞏固東北根據地，為東野作戰提供支撐。

東北土改初期曾出現過左傾向，部分地區不分青紅皂白打擊富農，甚至牽連中農，導致農村秩序不穩，糧食生產停滯。鄧子恢深入農村調研后，堅決主張糾偏，提出保護中農利益，合理劃分階級成分，停止過激行為，快速穩定了農村局面。同時，他牽頭組織二線兵團，將土改后翻身的農民編入地方武裝，經短期訓練后補充至東北野戰軍，為遼沈戰役輸送了大量兵源，東北根據地也因此成為全國最穩固的戰略后方，為東野后續發展奠定基礎。

1949年3月，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揮師南下解放中南各省，中央隨即任命鄧子恢為華中局第三書記、四野兼華中軍區第二政委。彼時林彪專注于軍事指揮，政委羅榮桓因身患重病未能到任，中南地區的地方黨政、后勤保障與解放區鞏固工作，全部由鄧子恢主持。

四野南下戰線綿延數千里，后勤補給壓力巨大，且新解放地區匪患猖獗，民生凋敝，鄧子恢先從武漢接管入手，這座九省通衢的城市剛解放時，物價飛漲，物資匱乏，人心浮動。他組織黨政軍三方協同，發動市民參與城市管理，打擊投機倒把分子，快速恢復糧食、煤炭供應，僅用月余便穩定了武漢局勢，打了一場漂亮的城市接管硬仗。

隨后，鄧子恢統籌中南地區后勤，配合四野解放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組織群眾修復道路橋梁，建立糧草轉運站，解決四野南下作戰的物資轉運難題。中南全境解放后，他任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主持剿匪反霸、減租減稅工作，清剿境內殘余匪患，穩定農村秩序，恢復農業生產，讓四野南下作戰有了穩固的后方依托。

鄧子恢在四野的履職，雖不直接參與前線指揮，卻從地方治理與后勤保障層面，為四野完成中南解放任務提供了關鍵支撐，其履職范疇完整覆蓋東北野戰軍后期到第四野戰軍南下全程，是其在三大野戰軍任職中時間跨度最長的一段。

鄧子恢在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前身）的任職，恰逢中野最艱難的時期，直接破解了劉鄧大軍的后勤困局。1947年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后，雖撕開國民黨軍中原防線，卻因無穩定根據地依托，陷入缺糧缺彈、補給混亂的困境。部隊長期在無后方狀態下作戰，土改政策執行激進，引發部分群眾顧慮，加之幣制混亂，糧草征集困難，甚至出現部隊餓肚子、傷員無法及時轉運的情況。

1948年5月，中央緊急調鄧子恢任中原局第三書記、中原野戰軍副政委，協助劉伯承、鄧小平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核心負責財經、支前與根據地建設。

到任中原后，鄧子恢沒有急于求成，而是先摸清問題根源，提出“先固根基再保前線”的思路。針對土改激進問題，他糾正此前的偏差，推行“八步三頭”工作法，一步步發動群眾、組織農會、建立基層政權，明確對大地主劣紳，初期示好穩定秩序，群眾發動后拒絕其庇護，若勾結國民黨還鄉團則堅決打擊，既團結了多數群眾，又打擊了頑固勢力。

同時，他著手整頓財經，統一中原解放區貨幣，禁止亂攤亂派，建立正規的糧草征集制度，讓群眾愿意交糧、安心交糧，逐步解決了中野的糧源問題。短短數月，中原解放區便建立起多個穩固的后方基地，中野終于結束了無后方作戰的窘境。

鄧子恢在中野任職期間，最關鍵的工作是主導淮海戰役的中原支前。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這場戰役規模空前，戰線廣、時間長，后勤需求巨大，僅靠華東解放區難以支撐。

鄧子恢敏銳察覺到支前工作的統籌短板，與中野參謀長李達聯名提議，組建中原、華東統一支前機構，統籌兩區人力物力，這一提議得到中央軍委批準。此后，鄧子恢坐鎮中原，統籌豫皖蘇、豫西等解放區的支前工作，動員民工百余萬，征集糧草數千萬斤，組織擔架隊、運輸隊，用肩挑、車推、驢馱的方式，將物資源源不斷送往前線。

戰役后期恰逢雨雪天氣，前線糧草短缺，道路泥濘難行，鄧子恢組織群眾連夜搶修橋梁道路，動員民工冒雪送糧，甚至出現民工自己餓肚子也不動用前線糧草的場景。他主導的中原支前，與華東支前形成合力，徹底解決了淮海戰役的后勤難題，為戰役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1949年3月，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成立，鄧子恢當選主席，他推動中原解放區財經統一，穩定物價，恢復工業生產，為中原野戰軍后續改稱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做好了充分準備。鄧子恢在中野的履職，精準破解了部隊后勤與根據地建設的核心難題，讓中野從困境中走出，成為一支具備大規模作戰能力的主力部隊。

縱觀鄧子恢在三大野戰軍的任職經歷，始終圍繞根據地建設、后勤支前、地方治理三大核心，從未涉足一線作戰指揮，這與他深耕農村工作數十年的專長密不可分。

四大野戰軍里，他未任職第一野戰軍，究其原因，一是一野駐守西北，依托陜甘寧老解放區，根據地穩固，干部配置相對穩定；二是中央根據戰局需求與干部專長調配，華東、中原、中南均為解放戰爭核心戰區，且需快速建立新解放區，鄧子恢的土改、后勤與地方治理專長，恰好契合這些區域的需求，故而被先后派往三野、二野、四野相關戰區任職。

鄧子恢在三大野戰軍的履職軌跡，是解放戰爭時期后方工作支撐前線作戰的生動縮影。他每到一處，都直面實際困境，不搞花架子，從華東的土改糾偏與渤海支前，到中原的根據地重建與淮海支前，再到中南的城市接管與后勤統籌，始終扎根實際，解決具體問題。他的工作沒有前線作戰的轟轟烈烈，卻實實在在為三大野戰軍的作戰勝利筑牢了根基，其任職詳情，既還原了特定歷史時期的干部調配邏輯，也展現了解放戰爭勝利背后，后方工作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