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步芳在西寧集中營挑動被俘女紅軍內斗

1936年寒冬，西北寒風凜冽，塵沙撲面，紅軍西路軍前進劇團的三十名女戰士在河西走廊作戰失利后被俘。

被俘之后，她們被集中押解，登上一輛敞篷軍用汽車，在崎嶇不平的土路上一路顛簸，彼時眾人心中皆存著一絲返鄉的期許，可當汽車駛過烏鞘嶺后，突然轉向西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此行的終點并非故鄉，而是青海軍閥馬步芳的老巢西寧。

抵達西寧后，這批女俘并未被投入正式牢獄，先是被臨時安置在馬家軍汽車隊長的私人住宅中，數十人擠在幾間狹小的房屋里，門外有持槍哨兵日夜值守，日常言行皆在監視之下，基本人身自由完全受限。

馬步芳組建新劇團，有著明確的現實考量。作為西北地方軍閥，他既要遵從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指令，向蔣介石展示“剿匪”成效，以此換取中央的物資支持與政治認可，穩固自身在青海的統治地位。

組建新劇團，恰好能兼顧這兩點訴求，既能將被俘女戰士充分利用，避免單純拘押造成的人力閑置，又能將其轉化為宣傳載體，對外彰顯自身對被俘人員的“教化之功”。為了讓這場舉措更具說服力，在這批女俘尚未抵達西寧之時，由馬步芳掌控的偽《青海日報》便已提前刊發消息，透露將組建新劇團的事宜，足見此事從一開始便經過周密安排。

新劇團正式組建后，女俘們的物質條件得到了有限改善，相較于其他被俘人員，她們陸續領到了成套被褥與換洗衣物，告別了此前衣衫單薄、夜不能暖的窘境，日常伙食也從粗糲難咽的雜糧野菜，改為了能勉強飽腹的粗糧與少量蔬菜。

按照新劇團的安排，她們需要定期為馬家軍官兵及地方鄉紳演出，每次接到演出任務，女俘們都會統一選定紅軍時期的經典劇目，其中就包括李伯釗編排的農民舞、兒童舞、海軍舞等，這些劇目皆是她們在紅軍隊伍中反復排練演出的內容，流程嫻熟，早已熟記于心。

此事很快被管控人員察覺，隨即對女俘們進行審問，期間不乏責罰，可無論面對何種詢問，三十名女俘始終口徑一致，皆稱這些劇目在紅軍隊伍中每日排練演唱，長久以來皆是如此，早已形成習慣，一時之間難以更改。管控人員雖有不滿，卻也無計可施，只能暫且作罷。

在后續的公開演出中，女俘們還敏銳捕捉到了國民黨中央政府與馬步芳地方勢力之間的微妙關系，雙方雖表面協同，實則各有考量，馬步芳雖接受中央任命，卻始終想要維系自身在西北的獨立管控權，不愿過度依附中央。摸清這一情況后，女俘們在演出時，常會演唱一些涉及國民黨內部派系的歌曲，這類歌曲的演唱，讓臺下觀看的馬家軍官兵陷入兩難。

若是當場制止，便等同于明確站隊中央，恐觸怒馬步芳；若是放任不管，又怕消息傳至南京，給馬步芳招來麻煩，進而影響自身處境。正因如此，每次這類歌曲演唱時，臺下管控人員多是沉默以對，女俘們也借此獲得了相對寬松的表演空間。

即便在非演出時段，女俘們的這類周旋也未曾停歇。排練間隙或是夜間休息時，她們會趁著哨兵換崗、監視松懈的時機，悄悄傳唱一些舊有歌曲，這類歌曲皆是她們在紅軍時期便已熟悉的內容。

有一次，這類傳唱被哨兵察覺并上報給趙仰天，趙仰天當即集合劇團全體人員，厲聲追問是誰帶頭傳唱，想要揪出相關人員嚴加處置，可女俘們依舊統一回應，稱這些歌曲早在紅軍時期便已在隊伍中流傳，只是隨口傳唱，并無其他用意。趙仰天雖心有疑慮，卻拿不出切實證據，最終只能不了了之。

其余女俘也很快明白，這是馬匪軍的分化手段，若是內部失和，只會讓對方有機可乘，于是眾人漸漸放下埋怨，重新恢復了往日的團結，日常相處中依舊相互照應，未曾有人主動背叛同伴，也未曾有人向管控方透露任何不利于集體的信息，馬步芳與趙仰天的分化策略，最終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