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yè)的同窗好友,徐向前位列十大元帥,而陳賡則是十大大將。
雖然都是國家的頂梁柱,但從軍銜等級上來看,元帥與大將之間畢竟還是有區(qū)別的。
一個是明星一個是路人
1924年的廣州黃埔島。那時候的黃埔軍校,那是全中國熱血青年向往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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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和徐向前就是在這里相遇的。不過在那個時候,這兩人的境遇簡直是天壤之別。
陳賡這人,性格開朗,幽默風趣,還沒進軍校就已經(jīng)是老黨員了,社會經(jīng)驗豐富,跟誰都能稱兄道弟。
在學校里,他文能演話劇,武能帶兵沖鋒,是黃埔一期里絕對的“明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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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叫“蔣先云的筆,賀衷寒的嘴,快不過陳賡的腿”,可見陳賡當時有多風光。
連校長蔣介石都對他青睞有加,甚至在東征時,陳賡還背著受傷的蔣介石跑了好幾里路,救了校長的命。
那時候的陳賡,那是走到哪兒都自帶光環(huán)。
再看看徐向前,那就顯得太“寒酸”了。他是山西人,話少,平時也不愛出風頭,長得還瘦弱。在學校里,他就是個小透明。據(jù)說蔣介石曾經(jīng)專門找徐向前談過話,想看看這個山西考生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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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果徐向前半天憋不出一句話,問一句答一句,毫無“領(lǐng)袖氣質(zhì)”。蔣介石大失所望,直接把他歸類到了“不堪大用”的那一類里。
在黃埔的歲月里,如果要搞個“未來名將預測”,陳賡絕對是榜首,而徐向前估計連前十都進不去。
但是,歷史最喜歡開玩笑。
決定一個人最終高度的,往往不是學校里的成績單,而是他在大風大浪來臨時的機遇和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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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畢業(yè)后,兩人的路雖然都通向了革命,但在起跑線上,陳賡似乎領(lǐng)先了一個身位。可誰也沒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局勢發(fā)生了逆轉(zhuǎn)。
1929年的分水嶺
1929年。中央軍委為了加強各個根據(jù)地的武裝力量,開始向外派遣軍事干部。徐向前在這個時候接到了一個任務:去大別山,也就是后來的鄂豫皖蘇區(qū),擔任紅31師的副師長。您別看這只是個副師長,當時那里的紅軍力量非常薄弱,實際上就是去“創(chuàng)業(y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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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到了那里,憑借著過硬的軍事素質(zhì)和極強的指揮才能,迅速把隊伍拉了起來。
從副師長到師長,再到后來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在鄂豫皖那個相對獨立的環(huán)境里,擁有了絕對的戰(zhàn)場指揮權(quán)。
他手底下指揮的兵馬,從幾百人迅速滾雪球一樣發(fā)展到了幾萬人。
而同在1929年的陳賡在干什么呢?他在上海,那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最危險的地方。陳賡因為腿受過傷,加上腦子靈活、人脈廣,被周恩來留在了中央特科,負責情報和保衛(wèi)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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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干就是好幾年。
雖然陳賡在隱蔽戰(zhàn)線上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干得也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但這導致他在紅軍大規(guī)模擴編、搶地盤的關(guān)鍵時期,缺席了一線部隊的指揮崗位。
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資歷剪刀差”。
當徐向前在鄂豫皖指揮千軍萬馬,動不動就是圍殲國民黨正規(guī)軍的時候,陳賡還在上海跟國民黨特務玩“貓捉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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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后來陳賡終于離開上海到了蘇區(qū),徐向前已經(jīng)是方面軍的總指揮了,而陳賡只能從團長、師長干起。
在軍隊這個講究資歷和下級服從上級的地方,這幾年的差距,直接決定了兩人在紅軍時期的職級高低。
紅四方面軍的統(tǒng)帥
如果不了解紅軍歷史,很難想象全盛時期的徐向前有多厲害。在紅軍長征之前,徐向前指揮的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總兵力達到了驚人的八萬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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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么概念?當時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在湘江戰(zhàn)役后也就剩下了三萬多人。
徐向前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最高軍事統(tǒng)帥,在黨內(nèi)和軍內(nèi)的地位,那是和朱德、彭德懷平起平坐的。
在川陜根據(jù)地,徐向前指揮了著名的蘇家埠戰(zhàn)役和反六路圍攻。
他創(chuàng)造了紅軍歷史上一次殲敵數(shù)量最多的紀錄,那種大兵團作戰(zhàn)的指揮藝術(shù),讓國民黨的許多名將都聞風喪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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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在那個時期,徐向前的“官”做得比陳賡大太多了。他是一個戰(zhàn)略方向的最高負責人,是能夠獨立開辟和支撐一個巨大根據(jù)地的帥才。
反觀陳賡,雖然他在紅軍時期也是戰(zhàn)功卓著,但他更多時候是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戰(zhàn)術(shù)指揮官出現(xiàn)的。
他當過紅12師師長、干部團團長。
在長征途中,陳賡的干部團雖然是精銳中的精銳,但畢竟人數(shù)有限,戰(zhàn)役規(guī)模和指揮層級上,自然無法與指揮千軍萬馬的徐向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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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賡更像是一把鋒利的尖刀,指哪打哪;而徐向前則是那個握刀的人,需要統(tǒng)籌全局。
這種“帥”與“將”的區(qū)別,在紅軍時期就已經(jīng)定型了。
徐向前是獨當一面的諸侯,而陳賡則是中央麾下的猛將。這種定位的差異,一直延續(xù)到了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成為日后評定軍銜時的重要依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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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與解放
到了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兩人的差距依然存在,但也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徐向前是第129師的副師長,是劉伯承的副手;而陳賡是第129師旗下386旅的旅長。
從職務上看,徐向前依然是陳賡的頂頭上司。
不過,這個時期徐向前的身體出了大問題。常年的征戰(zhàn)讓他患上了嚴重的肋膜炎,加上后來去山東開辟根據(jù)地又受了傷,導致他在抗戰(zhàn)中后期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很多時候都在后方養(yǎng)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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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賡在抗戰(zhàn)時期卻是大放異彩。
他率領(lǐng)的386旅,那是把日本人打得沒脾氣,甚至日軍坦克上都寫著“專打386旅”。到了解放戰(zhàn)爭,陳賡更是獨領(lǐng)風騷,率領(lǐng)陳謝兵團挺進豫西,配合劉鄧大軍經(jīng)略中原。
那時候的陳賡,實際上已經(jīng)行使著兵團司令甚至準野戰(zhàn)軍司令的職權(quán),他的軍事才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fā)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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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在解放戰(zhàn)爭后期,當徐向前帶病出征,接手華北兵團(后來的第18兵團)進攻山西時,他依然展現(xiàn)出了元帥級的指揮水準。
徐向前用一直甚至可以說是“二流”的部隊,攻克了閻錫山經(jīng)營了幾十年的太原城,這也再次證明了他“瘦弱身軀下的戰(zhàn)神”之名并非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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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建國后評定軍銜時,雖然陳賡的戰(zhàn)功赫赫,名氣極大,但考慮到徐向前作為紅軍時期方面軍總指揮的資歷,以及他作為紅四方面軍代表人物的特殊地位,元帥的頭銜是非他莫屬的。
而陳賡作為大將之首(實際上是第四位,但常被視為大將的代表),也是實至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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