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處安放的朱瑞：在山東是羅榮桓頂頭上司，為何到了東北卻倒轉？

說到我國的近代史，那可真是人才輩出，以至于很多名字現在再提起甚至還讓人多少覺得有些陌生，不過，這些“無名英雄”為祖國的解放事業同樣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朱瑞就是這樣的一位將領，在山東的時候，他還是羅榮桓的頂頭上司，可到了東北以后，他們之間就“兩級反轉”了，這是怎么回事呢？

朱瑞于1905年出生在江蘇的一個書香家庭，原本日子過得還算安穩，可8歲那年，父親突然沒了，家里又遭了土匪好幾次劫掠，好好的家一下就散了架。

母親沒辦法，只能帶著他四處搬家，寄人籬下的日子，讓朱瑞早早嘗夠了苦。好在他腦子靈，讀書肯下功夫，后來還考上了當時的“國立廣東大學”，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大學。

那會兒的中國到處是戰亂，年輕的朱瑞看著國家遭難，心里急得慌，總想著干點實事。1925年，他聽說蘇聯有專門培養軍事人才的學校，咬咬牙就去了，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理論，后來又轉到克拉辛炮兵學校學專業炮兵技術。

這所學校在當時很有名，教的都是真刀真槍的炮兵戰術，朱瑞在那學了3年，把炮兵的門道摸得透透的。1928年，他還在蘇聯入了黨，心里的革命“火苗”就燒得更旺了。

1930年朱瑞回國，本想把學的炮兵技術用上，可那會兒紅軍的條件太差了，別說正規火炮，連像樣的步槍都沒幾支，哪有條件搞炮兵？黨組織看他腦子活、會做思想工作，就把他安排到政工崗位上，先從基層做起。

他先后當過中央特派員、長江局軍委參謀長，不管干啥都踏實，連危機四伏的地下工作都敢接，從沒出過錯。

1931年，上海出了顧順章叛變的大事，黨組織趕緊把朱瑞調回中央蘇區。也就是從這時候起，他跟羅榮桓的人生開始“纏”到一起。

1932年，紅軍隊伍調整，紅一軍團缺個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先頂上了這個位置。后來羅榮桓被調到江西軍區、總政治部當主任，朱瑞主動申請去紅一軍團，接了政治部主任的活兒。沒過多久，紅八軍團因為編制調整被撤了，羅榮桓又回到紅一軍團。

這下倒好，以前的主任成了朱瑞的“副手”。倆人在一塊工作時，沒少互相幫襯。朱瑞佩服羅榮桓的穩重，不管遇到什么情況，羅榮桓總能沉住氣想辦法；羅榮桓也覺得朱瑞有想法，搞政工、抓紀律都有一套。

那時候紅軍里職務調整快，誰也沒把“上下級”當回事，只想著把仗打好、把隊伍帶好。1936年12月，賀龍跟中央提了一嘴，想讓朱瑞去紅二方面軍當政治部主任，中央同意了，朱瑞一走，羅榮桓又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倆人的第一次上下級關系就這么告一段落。

抗戰打起來后，山東成了重要的抗日根據地。1939年，羅榮桓帶著115師東進山東，剛把攤子鋪開，中央又派了徐向前和朱瑞去山東，組建八路軍第一縱隊，徐向前當司令員，朱瑞當政委。

那會兒山東的情況特別復雜：有黎玉帶領的本地革命武裝，有115師這樣的主力部隊，還有第一縱隊的人馬，幾股力量各干各的，有時候還會因為資源分配、指揮協調鬧點小矛盾。

為了理順關系，1939年，中央把原來的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調回延安，讓朱瑞兼任山東分局書記。這下朱瑞成了山東根據地的“一把手”，管著黨政軍一攤子事，還兼著組織部長、統戰部長、黨校校長，連婦委工作都抓，風頭正勁。

羅榮桓雖然帶著115師這支主力，但論職務，也成了朱瑞的下屬。朱瑞這人確實有本事，尤其擅長統戰工作。到了山東，他還是把統戰放在重點，跟當地的開明紳士、國民黨里的進步軍官打交道，想團結更多力量抗日。

可問題也出在這，抗戰時期，根據地要想站穩腳，光靠統戰不行，還得發動群眾，讓老百姓跟著干。但在當時的形勢之下，朱瑞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統戰上，這樣一來，群眾工作就有些“松了勁”。

1943年，中央決定調整山東的領導班子，把朱瑞和115師代師長陳光調回了延安，讓羅榮桓兼任山東分局書記、115師政委、山東軍區司令員，一下子把黨政軍大權捏到手里。

這并不是說朱瑞能力不行，而是山東的局面需要一個能把軍事、群眾工作、政權建設捏到一塊的人，羅榮桓剛好適合。朱瑞走的時候也沒鬧情緒，他知道自己在山東確實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收拾行李就回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朱瑞趕上了整風運動。那會兒不管是多大的干部，都得坐下來反思自己的工作，寫自傳、做檢討。朱瑞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從參加革命到山東工作的經歷捋了一遍，哪些做得對、哪些做錯了，都寫得明明白白。

在延安，朱瑞還遇到了以前在山東的秘書毛鵬云。老熟人見面，話就多了。朱瑞跟毛鵬云說：

“以前你們年輕人覺得我厲害，甚至崇拜我，其實不少地方是我的缺點，你們卻當成了優點，這會耽誤你們進步。現在整風了，你們得用新眼光看我，別被以前的印象騙了。”

這話后來毛鵬云記了一輩子，他說從沒見過哪個領導這么坦誠地跟下屬說自己的缺點。

1945年中共七大開完后，中央想讓朱瑞發揮統戰特長，任命他為副總參謀長，協助葉劍英搞和平談判。

可朱瑞卻找毛主席談了一次話，說自己不想搞談判，想回軍事領域，而且特別想搞炮兵，“主席，我在蘇聯學的就是炮兵，現在咱們有條件搞炮兵了，我想把這點本事用在正經地方。”

毛主席一聽特別高興。其實中央也琢磨過，朱瑞懂專業炮兵技術，讓他搞談判有點“屈才”，可又怕他覺得“從地方一把手調去搞技術”沒面子，不好開口。現在朱瑞主動提出來，正好順了大家的心意。

沒多久，延安炮校正式成立，朱瑞當了代理校長，天天泡在炮校里，教學生認炮、修炮、用炮，比以前當書記時還勁頭足。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東北成了戰略要地。中央決定讓延安炮校遷往東北，改名叫“東北軍區炮兵學校”，朱瑞帶著全校師生往北走。到了東北，朱瑞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撿炮”，日本關東軍撤退時丟了不少火炮，有的藏在倉庫里，有的埋在荒地里，還有的壞得只剩個架子。

朱瑞帶著師生們四處找，翻山越嶺、鉆樹林子，找到壞炮就修，零件不夠就拆東補西，有時候為了一門炮，能跑好幾百里地。

他還想起了在蘇聯的老關系，當年在克拉辛炮兵學校的同學，有的在蘇軍駐東北的部隊里任職。朱瑞托人聯系上他們，軟磨硬泡，從蘇軍手里要來了十幾門完好的大口徑火炮。

到1946年5月，朱瑞他們一共湊了700多門各型火炮、50萬發炮彈，甚至還有12輛坦克，硬生生給東北野戰軍攢出了第一支成規模的炮兵部隊。

這時候，羅榮桓也到了東北，擔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成了朱瑞的“頂頭上司”。倆人的上下級關系倒了過來，可誰也沒覺得別扭，羅榮桓管全局，朱瑞管炮兵技術，分工明確，交集不多，但都想著把東北的仗打好。

朱瑞一門心思撲在炮兵上，不僅教技術，還總結實戰經驗。1947年初，東北野戰軍三下江南作戰，朱瑞先后派了70多批炮兵連參戰，每打完一仗，他就組織人總結教訓，后來提出了“快準猛、步炮協同、集中使用火力”的原則，這些原則簡單好記，戰士們一學就會。

1948年7月，遼沈戰役快打響了，東北野戰軍計劃南下作戰。按照軍區黨委的安排，朱瑞應該留在哈爾濱主持后方工作，保障炮兵的彈藥和裝備供應。可朱瑞不干，他這輩子沒指揮過大規模的炮兵作戰，這次遼沈戰役是個好機會，說啥也要去前線。

他找軍區領導反復申請，最后總算獲準，跟著部隊去了前線。10月，攻打義縣的戰斗打響了。朱瑞指揮炮兵部隊用新式美軍榴彈炮轟擊城墻，沒一會兒就把城墻轟開了好幾個口子。

步兵準備沖鋒的時候，朱瑞想親自去看看榴彈炮的轟擊效果，這是他第一次用這種新式炮，心里沒底，想看看彈著點準不準、破壞力夠不夠。他跟身邊的參謀說：“我去前面看看，你們在這等著。”說完就往城墻的斷口走，沒走幾步，突然“轟隆”一聲，他不幸踩中了敵人撤退時埋下的地雷。

身邊的戰士趕緊沖過去，只見朱瑞的兩條腿已經被炸斷，身上嵌滿了彈片，鮮血把軍裝都浸透了。軍醫趕來搶救，可傷勢太重，沒一會兒朱瑞就沒了氣息，年僅43歲。他成了解放戰爭中我軍犧牲的最高將領。

后來，中央軍委為了紀念朱瑞，把東北軍區炮兵學校改名為“朱瑞炮兵學校”。直到現在，這所學校培養的炮兵人才，還在為國防事業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