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天，我們用上了自己的通信衛星

1984年4月17日傍晚，昆明的居民圍在黑白電視機前，收看當天的《新聞聯播》。

大家只是覺得新鮮：第一次在當天晚上看到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而不是等幾天后的錄像帶。而實際上，正是在這一天，中國第一次用自己研制、自己發射的通信衛星，實現了跨越數千公里的電視直播。

每天晚上7點，《新聞聯播》的片頭曲從電視機里準時傳出，國內外大事盡收眼底。而《新聞聯播》在全國的實時傳播，是從1984年4月17日傍晚開始的，在那之前，國內很多省份并不能看到當天的《新聞聯播》。

離地面3.6萬公里，東經125度赤道上空的那顆星，叫“東方紅二號”。它讓中國成為世界上少數幾個能獨立研制并發射地球同步定點衛星的國家，也讓很多邊遠地區的人們，第一次與首都北京在同一時間看同一條新聞。

▲ 邊遠地區群眾收看電視節目

40多年后，曾任東方紅二號衛星副總師的戚發軔回憶這件往事：“當時我們國家電視的覆蓋率很低，技術比較落后，效果也不好。好多邊遠地區像云南、西藏、新疆等，都不能實時看到中央電視臺節目，只能錄像，送過去再放。”

正是在這樣的現實之下，研制東方紅二號衛星被提上了議程。

從尼克松訪華到“331工程”

1958年，我國開始籌劃人造衛星事業。隨后幾年，從運載火箭到天地間的測控，一條從無到有的技術道路被慢慢鋪開。1965年，中國科學院“651設計院”成立；196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研究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一批年輕人走進了一個當時還沒有清晰輪廓的領域。

▲ “331工程”示意圖

彭成榮就是那批年輕人之一。“當年接到通信衛星任務是不是特別激動？”談起這段經歷時，彭成榮很難用某一個具體瞬間來形容。“其實激動和光榮，是一路走過來的。”他這樣說。

后來成為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工程總體設計組組長的彭成榮在1968年進入第二總體室。“那時候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總體設計部一共組建了4個總體室，1室搞導航衛星，2室搞通信衛星，3室搞返回式衛星，4室搞載人飛船。”他回憶說，“從1968年起，我們室的任務就是搞通信衛星。”

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讓“通信衛星”這4個字帶上了緊迫感。

1972年年初，尼克松的專機在北京降落，他身邊有一位叫黑格（后來任美國國務卿）的軍官，緊緊抱著一個“黑皮箱”——衛星地面站的移動終端。尼克松受到等候在機場的周恩來總理的熱烈歡迎，兩人握手的畫面通過“黑皮箱”僅0.3秒即傳回了美國。

高裕祥當年在東方紅二號工程中負責總體設計工作，是衛星總體隊伍里的技術骨干之一，他至今記得那次震動：“人家拿手提式通信終端，把尼克松的一舉一動都向世界播放了。這對我們國家的影響是很大的。”

1975年3月31日，中央軍委常委會討論通過《關于發展我國衛星通信問題的報告》，這項后來被稱為“331工程”的重大工程正式啟動。

1970年11月，一場被稱為“119會議”的總體方案論證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彭成榮把總體方案設想畫在紙上，掛在講臺上，一邊指著圖一邊介紹。

“我們提出，東方紅二號采用自旋穩定方案。”他回憶，“在東方紅一號的基礎上，把它做成一個自旋穩定的通信衛星，在自旋的基礎上增加了轉速姿態和軌道控制能力。自旋穩定方案相對簡單，技術也比較適應當時的國家工業基礎。”

▲ 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

從那次會議以后，各個分系統回去開展了分系統的方案設計，包括通信、測控、電源、控制、熱控等。1974年后，設備樣機陸續被做出來；1977年，轉入正樣階段，一顆掛著“東方紅二號”名字的通信衛星，逐步從方案走到圖紙，又從圖紙走向總裝廠房。

凡是上天要遇到的環境，都在地面做試驗

如果說立項階段定下的是“走哪條路”，那么研制與發射階段要解決的，就是“這條路到底怎么走下去”。

由于工業基礎薄弱，原材料和元器件水平落后，各分系統在要求重量和功耗指標時都傾向“保守”——多要一些余量。總體把所有分系統的重量、功耗加總后發現：衛星太重、功率太大——衛星的重量大概有1噸。

那時的運載火箭運力根本達不到發射1噸級同步軌道衛星的要求。火箭研制團隊曾提出：能不能把衛星重量減到250公斤？“我們經過多次反復地研究，怎么也不行。”彭成榮說。

最終，中央提出的決策是反過來適配：既然同步通信衛星必須達到1噸左右的重量，就需要新研制運載能力更強的三級運載火箭——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經過反復研究、試驗，用液氫、液氧做推進劑，研制大推力的第三級火箭發動機，這樣一個方案映入了大家眼簾。這樣的決定意味著，衛星、運載、測控站、發射場、應用終端要同時走上全新臺階，“331工程”成為一場從頭開始的大工程。

“真正的壓力，是誰也沒搞過，研制條件又都比較差，但這個事你得努力往前推。”彭成榮說。

“凡是上天要遇到的環境，我們在地面都做試驗。”戚發軔說，為了讓通信衛星在軌穩定工作3~5年，研制隊伍首先得解決電子元器件的可靠性難題——當時國內電子元器件的可靠性水平大致只有“6級”，而工程要求達到“9級”。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工程定位下，項目只能通過建立可靠性試驗中心、統一篩選國產器件等方式，把整星用器件一點點“啃”上去。

▲ 孫家棟（左）與戚發軔（右）在任務成功后合影

在功耗協調中，總體發現如果按各分系統原始要求配置，太陽電池帆板的面積要做得非常大，衛星總體難以承受。后來，他們把工作時間很短但瞬時功率很大的載荷從太陽電池供電中“剝離出來”，改為由蓄電池供電。這樣既不影響任務，又顯著降低了太陽電池的峰值需求。

1983年9月，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0A星進場，西昌衛星發射中心迎來它的第一次任務。

“我們到現場看，他那個塔架有20層樓高，每層平臺周圍沒有任何遮擋，就只有幾根欄桿。下雨刮風就直接吹到里面去，這對衛星來說環境是比較惡劣的。”彭成榮說，“我們的衛星很嬌氣，上面天線露在外面，有很多是溫控保護層；另外衛星的外殼就是太陽電池，太陽電池外表面是玻璃，玻璃很薄，一碰就碎。”

為了在塔架上保護衛星免受風雨侵襲，彭成榮從節日充氣拱門上得到啟發，提出用充氣橡膠結構搭一個帳篷。帳篷頂部有一個直徑2米的充氣圓環，底部有一個直徑約3米的充氣圓環，兩環之間用四根充氣圓柱相連，充氣后形成一個圓錐骨架，在四周用膠布封閉后形成一個保護衛星的帳篷。

1984年1月29日，長征三號運載火箭托舉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0A星發射。在第三級氫氧發動機第二次啟動后，推力消失，衛星未能進入預定地球同步轉移軌道，首飛宣告失敗。

“1983年9月份進場，1984年1月29日第一次發射失敗，4月8日再打成，中間那70天誰都不能離開發射場。”戚發軔回憶，“又是國慶、又是元旦、又是春節，這么長的時間，對很多同志確實是個考驗。”

基地條件艱苦，離家又遠，心理壓力更是一層疊著一層。

“那個時候沒有長途電話，都是寫信。我是隊長，我想打一通長途電話也得排隊，很困難。”他說，“有一次春節，還把各家小孩的錄像拿來基地放，有位母親一看見孩子就大哭，說‘以后再別干這事兒了’。”

70多天之后，東方紅二號0B星再度出征。1984年4月8日傍晚，長征三號火箭點火升空，送東方紅二號0B星順利入軌。

0B星成功入軌不久，新的情況又被發現——遙測數據顯示，星上電池溫度超過了設計指標45攝氏度的上限。那一刻，大家剛剛放下的心又被提了起來。

戚發軔馬上被派往相關廠所，抓緊做電池溫度耐受度試驗，把能模擬的極限工況都做了一遍，很快拿到了電池可以承受的更高溫度數據。時任東方紅二號衛星總設計師的孫家棟果斷下達多次調整衛星姿態的指令，盡量讓電池“斜對著太陽”，隨著姿態調整，電池溫度最終被壓回安全區間，0B星“化險為夷”。

“最根本的一條，還是自力更生”

1984年4月16日，東方紅二號試驗通信衛星成功定點于東經125度赤道上空。4月17日18時許，衛星通信試驗正式開始。那天傍晚，昆明、烏魯木齊等地的市民，第一次通過我們自己國家研制、發射的通信衛星，看到了當天的《新聞聯播》等節目，而不再是幾天前的錄像帶。

第二天上午10時，時任國防部長張愛萍通過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實現了北京和新疆間的第一次衛星通話，電話接通后，張愛萍扔下事先準備好的講稿說：“老王，哈密瓜熟了沒有？”王恩茂幽默地回答：“我這就派人給你送過去。”當天，我國便進行了第一次衛星電視直播。

王恩茂還在電話里說：“烏魯木齊市各族人民第一次看到了中央電視臺播送的當天新聞，感謝你們為祖國、為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 《人民日報》刊發東方紅二號衛星成功定點的報道

彭成榮在發射階段一直在西昌，定點成功后被調回北京繼續工作；第一次衛星通話時，他人在單位，但很快就通過廣播、電視聽到了這個消息。“全國人民都很歡欣鼓舞，我們也一樣，很激動，也覺得光榮。”他說。

隨著東方紅二號衛星的投入使用，一批批小口徑地面站在全國鋪開，“大鍋蓋”成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很多城市和鄉鎮屋頂上一道新的風景線。通過衛星中繼，電視、廣播、電話、數據業務和遠程教育的覆蓋范圍迅速擴展到西北、西南和邊疆地區，許多地方第一次擁有了相對穩定的長途通信能力。

戚發軔算過一筆賬：當年為了“331工程”國家投入了大約10個億，相當于“10億人口、每人拿出一塊錢”，花了9年時間，“帶來的效益是1∶10還多，家家戶戶買電視機，各地都搞起接收‘大鍋蓋’的天線，社會效益更顯著”。

從工程角度看，東方紅二號衛星標志著我國衛星事業從技術試驗走向了真正的應用——從“能打上去”到“用得上、用得好”。此后，我國又先后成功發射了1顆東方紅二號實用通信衛星和3顆東方紅二號甲實用通信衛星，支撐起廣播電視、新聞通信、水利電力調度等業務；再往后，是東方紅三號衛星、東方紅四號衛星、東方紅四號增強型衛星、東方紅五號衛星等大型地球靜止軌道衛星平臺，從通信、廣播一路延伸到導航、氣象、數據中繼、月球衛星和深空探測等。

“最根本的一條，還是自力更生。”高裕祥說，“從方案設計到理念、概念，我們并沒有跟著別人走，有時候是迎頭趕上，有時候是走自己的路，但這是一條很難的路。”

1984年的那個春天，昆明、烏魯木齊的觀眾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第一次在當晚準時看到《新聞聯播》，背后是那一代航天人十幾年如一日的探索、設計、協調和試驗。而今天，當我們已經習慣了隨手打開電視收看精彩節目、通過手機點擊一場跨洋視頻會議時，再回頭看東方紅二號衛星研制的那段歲月，能看到的不只是技術路線、工程節點，更能看到那些把青春留在科研一線的面孔。

來源/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文/王小月

編輯/楊斯爽

審核/宿愿

監制/姜軍

本文來源：中國航天科技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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