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賢”與“奸佞”｜東林黨之一：五君子的殊死抵抗

事情真正變得無法回避，大約是在天啟年間。

朝廷并不是第一次出現“加派”，民眾更不是第一次聽到“權宜”二字。恰恰相反，這些名目出現得越來越順暢，幾乎不再需要解釋。

地方先是照辦，繼而遲疑，等到再一次被點到名時，很多地方官已經很難說服自己了。

這顯然不再是暫時之舉。

于是，在各地奏疏中，一些詞開始反復出現，而且語氣越來越接近警告。

有人直言：「民力已竭，而征斂未已。」
也有人寫得更直接：「江南之民，不勝其擾。」

這些話并不激烈，也談不上憤怒，純粹在陳述一個已經被反復驗證的事實：再這樣下去，事情一定會很糟糕。

但是，新的需求卻仍在不斷出現。邊事、軍餉、供億，各有各的理由，沒完沒了。

很多人在筆記中嘆道：「一事未平，一派已至。」

相當的疲憊啊。

終于，有幾個人站了出來。

后來他們被并稱為“五君子”，但在當時，他們并沒有以任何集體名義出現，也很少有人把他們理解為“結黨”。他們只是走到了一個不能再退的位置。

楊漣上疏的時候，并不是不知道后果。他在奏疏中并沒有使用夸張的指控，而是反復強調一件事：「事有不可為者，不可因一時之急而壞天下之常。」
這句話后來常被摘引，但在當時，它更像是在試圖劃出一道邊界——不是為了爭勝，而是為了阻止事情繼續滑向不可收拾的方向。

結果來得很快，朝廷震怒。
廷杖、下獄，沒有任何緩沖。

這種懲罰已經不只是針對一個人，而是在明確告訴所有旁觀者：這種“不可為”的判斷，本身就是不被容許的。

而獄中發生的事，更難被理解為姿態。
左光斗重傷幾近不支，卻仍設法照應同獄者。后來記載他獄中情形的人寫道，他「創重不能起，而神色自若」。

這類描述并不多，卻格外刺眼，因為它把“堅持”從語言復歸到了肉身。

與他們幾乎同時遭遇打擊的，還有魏大中、周順昌、顧大章。他們的經歷并不完全相同，但路徑卻驚人一致：言事、受責、受刑。

到后來的史筆下，出現了一種近乎冷靜的概括：「言事者多，而得禍亦速。」
這句話里沒有褒貶，卻把當時的氣氛說得非常清楚——說話本身，已經成為一件高風險的事。

如果只用“求名”來解釋這一切，會顯得非常吃力。

求名的人往往會計算風險，而這些人選擇的，卻恰恰是最不劃算的那條路。

更難解釋的是，在如此嚴厲的懲處之下，這樣的聲音并未立刻消失。

“五君子”并不是孤立出現的。在他們背后，有一群人、有一種長期形成的風氣。

他們講學、辦書院、清議、通信，使得一些判斷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被內部反復確認。

講學中反復出現的，不是具體的稅目，而是「不可輕動」「不可壞常」這樣的詞。

這些詞后來常被視為道德語言，但在當時，它們更像是對現實壓力的回應。

久而久之，這種判斷從書院流向朝堂。當朝堂已經不再允許“慢慢說理”，這些言說也變得越來越生硬，越來越不好回旋。

雖然無錫的“東林書院”并非這些士大夫唯一的聚集地，但卻最容易被辨認。

于是，有些人開始用一個帶著明顯敵意的稱呼來指認他們——“東林黨”。

這個稱呼本身也確實說明了一個事實：這群人被看作是相似的。

不是因為他們完全一致，而是因為他們在同一種經驗里，反復得出了相近的結論。

他們的堅決并不來自復雜的設計，而是一種近乎笨拙的正義感：覺得不對，就說；說了，就挨揍；挨了揍，仍然覺得不對。

他們在獄中寫下「雖死，所言不悔」。

談不上是宣言，只是一種確認。

在當時，很多現實的痛感并沒有更好的表達方式。它們只能借助道義的名分、圣人的底線和“不可為”這樣的語言，才能被說出口。

也正因為如此，“圣賢”這個詞才第一次不再空洞。

不是因為這些人完美無缺，而是因為在所有可以退讓的空間被耗盡之后，仍然有人選擇站出來，為一句“不可以”，付出真實而明確的代價。

五君子是最醒目的名字，而“東林黨”則是這件事在歷史中留下的更大輪廓——一群人被現實推到同一個方向上，彼此未必完全相同，卻都沒有把沉默當成出路。

但即便如此，東林黨的正義感，依然是有更復雜的起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