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dá)子
本文共3023字,閱讀時長大約6分鐘
前言
“駿馬能歷險,力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
這句出自清代詩人顧嗣協(xié)的古詩,道盡了人才選用的千古困局:并沒有絕對的優(yōu)劣,只有錯位的安排。
但在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的那場秘密立儲中,乾隆帝面臨的不是選馬還是選牛的幸福煩惱,而是一場絕望的矮子里拔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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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史書經(jīng)常把嘉慶皇帝(愛新覺羅·永琰)的繼位渲染成一場韜光養(yǎng)晦、以德服人的逆襲。然而,真相從來不是什么皇十五子英明神武的勵志劇本,而是一場由死亡、暴戾與平庸共同編織的全員淘汰賽。
乾隆最終選擇了永琰,不是因為他有多優(yōu)秀,而是乾隆的誤判,究竟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老達(dá)子就來跟大家講講~
乾隆心中的白月光與朱砂痣
為什么說永琰的上位是乾隆的誤判呢?我們先看看乾隆的眼光原本有多高,這位自詡十全老人的君主,早年對于接班人的設(shè)想,堪稱完美主義的極致。
乾隆最鐘意的,其實是嫡長子模式。
早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乾隆元年),他就秘密將孝賢純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璉立為太子。按《清高宗實錄》卷二十六記載,乾隆對這個兒子的評價極高:“聰明貴重,氣宇不凡”,可惜天不假年,永璉九歲死于“寒疾”。
乾隆悲痛欲絕,甚至打破秘密立儲的規(guī)矩,公然追贈他為端慧皇太子。
嫡子夢碎后,乾隆又看中了一個真正的六邊形戰(zhàn)士,也就是皇五子永琪。許多人對永琪的印象停留在影視劇里,但正史中的永琪簡直是皇子屆的卷王。
《清史稿·列傳八》記載,永琪“少習(xí)騎射,嫻國語,上鐘愛之”。他不僅精通滿蒙漢三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書法逼真乾隆,更重要的是,在圓明園九州清晏殿失火時,只有永琪一人沖進(jìn)火海背出了乾隆。
那一刻,乾隆不僅看到了孝心,更看到了膽略。乾隆曾在接見外國使臣時毫不避諱地說:“朕視皇五子,于諸子中更覺貴重……頗屬意于彼。”
然而,命運再次給了乾隆一記悶棍。乾隆三十一年,年僅25歲的永琪患附骨疽(一種烈性化膿性骨髓炎)病逝。
隨著白月光永璉和朱砂痣永琪的接連離世,乾隆的精英子嗣庫實際上已經(jīng)清零。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被他長達(dá)數(shù)十年高壓統(tǒng)治嚇破了膽,或者天資平平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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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酷的排除法
時間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這一年乾隆63歲。對于古人而言,這已經(jīng)算是高壽了,所以立儲之事,早就迫在眉睫了。此時,乾隆名下的皇子雖有排序到十七子,但夭折率極高,實際活在世上且有資格參與競爭的,屈指可數(shù)。
這哪里是選儲君,分明是一道道慘烈的減法題。
第一刀,砍向了不孝的長子與三子。
這樁公案發(fā)生在富察皇后的葬禮上,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因為表現(xiàn)得不夠悲痛(僅僅是沒有痛哭流涕),觸動了乾隆敏感的神經(jīng)。
乾隆當(dāng)眾暴怒,留下了一道極狠的諭旨:“此二人斷不可承續(xù)大統(tǒng)……伊等若希冀大統(tǒng),則是神器所托非人。”
這一罵,直接剝奪了兩位年長皇子的繼承權(quán)。兩人在大起大落的驚懼中,不久便郁郁而終。
第二刀,砍向了政治不正確的十二子。
皇十二子永璂,身份極為尷尬。他是繼后那拉氏(即“斷發(fā)皇后”)的兒子。自從那拉氏在南巡途中憤而斷發(fā)、觸怒龍顏被幽禁后,永璂的命運就注定了。
乾隆恨屋及烏到了何種地步?永璂直到25歲去世,乾隆都沒給他封任何爵位。在《清皇室四譜》中,這種待遇在清朝成年皇子中極為罕見。選他?等于打乾隆自己的臉。
第三刀,剔除了歪瓜裂棗。
此時,賽道上剩下的選手主要有三位: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皇十五子永琰。
皇八子永璇,人送外號大清酒鬼。史載其“沉湎酒色,又有腳病”。乾隆是個顏控,且極其注重皇家威儀,絕不可能選一個腿腳不便且整日醉醺醺的人做皇帝。
永璇自己也非常識趣,一輩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給乾隆惹禍,然后等著挨罵。
皇十一子永瑆,這人更有意思。他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才華是有的,但性格有個致命缺陷:吝嗇。
《嘯亭雜錄》里記錄了一個令人咋舌的細(xì)節(jié):永瑆家里的馬死了,正常王爺都是厚葬或丟棄,這位爺卻下令:“把馬肉煮了,給全府上下當(dāng)飯吃,這幾天別買菜了。”
而且他的嫡福晉嫁過去后,陪嫁被他沒收,日子過得極苦,“日用菲薄”。
乾隆看重的是持盈保泰,但絕不是這種小家子氣的守財奴。讓永瑆當(dāng)皇帝,恐怕大清國庫都要被他數(shù)著銅板過日子。
所以,最后的結(jié)論就是:當(dāng)所有有個性、有才華、有缺陷的選項都被劃掉后,剩下的那個,哪怕再平庸,也成了唯一的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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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琰的“核心競爭力”
1773年冬,當(dāng)乾隆將永琰二字寫入正大光明匾后的建儲匣時,這位皇十五子大概13歲(實歲)。
永琰贏在哪里?
史書對他的評價充滿了好人卡式的詞匯:凝重、淳樸、端莊。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聽話、老實、沒特點。
但在晚年乾隆的眼里,這恰恰是最大的優(yōu)點。
此時的乾隆,已經(jīng)從壯年的銳意進(jìn)取,變成了晚年的剛愎自用,他極度戀權(quán),自視甚高。他不需要一個像唐太宗那樣能打仗的兒子,也不需要一個像雍正那樣大刀闊斧改革的兒子,因為那意味著對他十全武功的否定。
他需要的是一個完美的執(zhí)行者,一個能在大清這艘破舊的大船上,按部就班修修補補的大管家。
永琰完美契合了這個畫像,他生活作息規(guī)律,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像八哥那樣好色,更不像十一哥那樣摳門。他的老師朱珪教導(dǎo)他“養(yǎng)心、勤政”,他就真的幾十年如一日地照做。
在做皇子的漫長歲月里,永琰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隱忍”能力。他深知父親喜怒無常,所以每一步都踩在父親劃定的格子里,絕不越雷池一步。
乾隆六十年,乾隆宣布禪位,自己當(dāng)太上皇,這其實是乾隆對永琰的最后一次的服從性測試。
結(jié)果永琰交出了滿分答卷,作為嘉慶皇帝,他甚至沒有搬進(jìn)皇帝專用的乾清宮,而是繼續(xù)住在皇子所(毓慶宮);凡軍國大事,必須先向太上皇匯報,“仍恭折奏聞,秉訓(xùn)裁決”。
在乾隆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大清名義上有兩個皇帝,實際上依然只有一個意志。嘉慶,只是那個跪在旁邊磨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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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成之君難救末路之國
乾隆以為自己做了一個最穩(wěn)妥的選擇:選一個最孝順、最沒有棱角的兒子,就能保大清江山萬年穩(wěn)固。
這便是乾隆最大的誤判。
他站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巔峰,卻看不見遠(yuǎn)處工業(yè)文明的滾滾硝煙。18世紀(jì)末的世界,正處于劇烈變革的前夜。英國人正在改良蒸汽機,法國人正在攻打巴士底獄。
這個時候的大清,需要的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守成之君,而是一個有魄力打破僵局、甚至敢于否定祖宗成法的破局者。
可惜,永琰不是。
嘉慶親政后的表現(xiàn),可以用勤勞的無能來概括。他一上臺就雷厲風(fēng)行地誅殺和珅,讓人以為中興在望。但殺了一個和珅,大清的官場腐敗并沒有停止。
面對白蓮教起義,面對國庫虧空,嘉慶每天起得比雞早,批奏折到深夜,發(fā)布的諭旨連篇累牘,內(nèi)容充滿了道德說教。他反反復(fù)復(fù)地責(zé)罵臣工“因循疲玩”,卻拿不出任何一項制度性的改革方案。
他的一生,都在試圖回到父親乾隆盛世的榮光里,卻不知道那個盛世本身就是他父親透支未來虛構(gòu)出來的泡沫。
《清仁宗實錄》中充斥著嘉慶的困惑與無奈。他不明白,自己如此勤政愛民,為什么上天還要降下那么多災(zāi)異?為什么老百姓還是要造反?
因為平庸。
在太平時節(jié),平庸或許是福,但在帝國滑落的懸崖邊,平庸就是最大的惡。乾隆用一場殘酷的排除法,剔除了所有可能的變數(shù),親手挑選了一個最安全的接班人,也親手鎖死了大清帝國自救的最后一扇門。
老達(dá)子說
公元1820年,嘉慶皇帝在避暑山莊暴崩。直到死,他都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好人,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孝子。
但他絕不是一個合格的皇帝。
這場權(quán)力的交接,始于乾隆的自私,終于嘉慶的無奈。當(dāng)我們在史書中回顧17歲的永琰那個“逆襲”的背影時,看到的不是少年的意氣風(fēng)發(fā),而是一個龐大帝國在暮色中,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沉重嘆息。
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有因果。選錯了人,也就選定了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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