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敦煌壁畫保護修復看中國的全球文明倡議

文｜關品方

最近網上不少談到敦煌壁畫的文化傳承，在民族復興的大路上，煥發中華傳統優良文化，達致不同文化互動的全球文明互鑒，十分重要。

敦煌壁畫代表公元4至14世紀延綿千年的中原佛教藝術的最高成就，融合多民族與域外藝術元素，形成獨特的敦煌佛教藝術體系，具有高度藝術和歷史價值。它的特點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共融和互相欣賞，其內容涵蓋宗教信仰、社會生活和風俗民情，被譽為“墻壁上的博物館”，系統地保留了我國繪畫的真跡，是世界美術史上的瑰寶。

敦煌作為歐亞文明互動與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樞紐，壁畫中既有西域風格的影響，又展現了中原藝術的演進，是不同的文明系統相互交融的見證。例如唐代“吳帶當風”和“飛天”的線描技法，從衣飾飲食到宗教信仰，這種多元性體現了中華文明開放包容的特質。盛唐時期的繁華發達，《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四方來朝，燦爛輝煌，關鍵是開放包容的心態。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明，可以互相鑒賞，何必劍拔弩張？

從1840至1949年，我國積貧積弱，不少外國探險家遠涉重洋來到敦煌，對壁畫的藝術驚嘆之余，取走者有之，破壞者有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穩住陣腳后，通過成立敦煌研究院，以數字化技術（例如“數字敦煌”項目）和科學保護體系（例如舉辦耦合實驗室）實現了從搶救性維修到預防性保護的轉變，確保壁畫信息的永久保存與全球共享，以應用科技進行保護創新，為文化遺產保育樹立了典范。稱之為功在千秋萬代，可謂毫不夸張。

敦煌文化是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量的重要載體。其傳承不僅維系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還通過舞劇《絲路花雨》等創新形式推動文化交流互動，服務“一帶一路”建設。這是國家在強國建設的道路上充滿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表現。對包容不同文化充滿自信，關鍵是建立在對中華文化自身充滿自信的基礎之上。

敦煌莫高窟壁畫是世界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藝術寶庫。敦煌的保護經驗惠及全球其他文化遺產項目，彰顯我國對世界文明的責任擔當。我國作為文明古國之一，傳承全球文化遺產，責無旁貸。

現時敦煌壁畫有不少修復大師，目標是讓敦煌藝術永久地保存及傳遞下去。敦煌壁畫作為人類文明的瑰寶，歷經千年風雨，無數匠人和學者為其修復與保護付出了畢生心血。從古至今，有不少在敦煌壁畫修復史上作出過卓越貢獻的大師。筆者翻查資料，古代修復匠人的典范以趙僧兒和李文遂最為突出。趙僧兒是北宋畫匠，現存最早 “文物修繕責任聲明” 的作者。公元996 年，他奉節度使曹延祿之命修復莫高窟 427 窟壁畫，在三層顏料交疊處留下墨書小字，明確 “不敢擅改舊相，故依隋本”，體現了古代匠人對原作的敬畏與傳承原則。李文遂是另一位北宋畫匠，公元976 年修復莫高窟 61 窟甬道壁畫時，嚴格遵循 “依隋本圖樣”“天衣無縫法” 等標準化修復流程，確保壁畫風格與原作一致，展現了古代修復技術的嚴謹性。

現代修復大師有李云鶴、李最雄和蘇伯民。李云鶴是山東青州人（1933 年生）。他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復專家，被譽為 “壁畫醫生”。他從1956 年起投身敦煌壁畫修復，60年來持續努力，修復壁畫 4000 多平方米、塑像 500 余身，是我國石窟整體異地搬遷復原和以金屬骨架修復壁畫的第一人。他發明 “篩選壁畫修復材料工藝”，獲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主持莫高窟 161 窟起甲壁畫修復、敦煌壁畫顏料 X 光譜分析等項目，獲文化部一等獎；同時培養大批專業人才，推動敦煌壁畫修復技術標準化。

李最雄是甘肅蘭州人（1941 年生），我國《文物保護領域》的首位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員。他帶領團隊研發 PS 系列材料，用于砂巖石窟防風化和裂隙灌漿加固，搶救了西藏布達拉宮等寺院近 6000 平方米瀕危壁畫，推動我國古代壁畫科學保護技術的發展。

蘇伯民也是甘肅蘭州人（1964 年生），敦煌研究院院長，長期從事文物保護研究。他主持完成多項國家級課題，推動敦煌壁畫保護技術的創新與標準化，提升了敦煌壁畫的預防性保護水平。

敦煌壁畫的修復史，是一部跨越千年的匠人精神傳承史。從古代的 “修舊如舊”，到現代的科學保育與創新，無數藝術家為敦煌壁畫的重生與延續貢獻了智慧與汗水。他們為文化藝術傳承的堅守，讓超越千年的文明重新煥發了生機，為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寶貴經驗。

在敦煌莫高窟壁畫的修復過程中，香港文化界有不少筆者高度尊崇的學長，他們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書寫著守護文明的動人篇章，以跨越山海的文化情懷，為古老的敦煌藝術注入新的生命力。

香港敦煌之友基金會自從2010 年成立以來從捐資到學術，對敦煌壁畫全面守護，投身于敦煌保護事業。該基金會累計捐資逾 3500 萬元人民幣，支持壁畫修復、數字化保存等項目。基金會成員不僅籌資出資，更以學者身份積極參與其中，2020年開始和敦煌研究院積極互動。就筆者所知，例如莫高窟 61 窟的《五臺山圖》，這幅寬 13.45 米的巨型壁畫因通道狹窄、光線不足面臨老化風險，基金會和敦煌研究院共同推動了針對性的照明改善工程，并資助科研團隊研發精準的修復材料。

基金會還多次組織香港藝術界人士赴敦煌考察，將現代藝術理念與傳統修復技術結合，讓更多人感受到敦煌壁畫的魅力。基金會成員全情投入相關工作，積極參與相關項目；在修復實踐的過程中，助力壁畫臨摹與色彩復原的關鍵工作。敦煌壁畫修復需精準還原唐代礦物顏料的配比。工筆畫家們憑借對色彩的敏銳把握，解決了顏料褪色難題。臨摹作品和數字化處理不僅是藝術創作，更是修復前后對比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中華文化傳承方面，基金會發展出香港的獨特參與模式，發揮了香港文化界的獨特優勢。他們的社會資源整合能力，與內地專家們的藝術傳承能力形成互補。他們的努力讓敦煌保護從 “搶救性修復” 轉向 “預防性保護”（例如推動建立壁畫微環境監測系統）進而“永久性傳承”（數字化保育是重大突破）。基金會的獨特運營模式為內地與香港的文化合作提供了范例，也讓更多年輕人通過藝術展品、數字展覽等形式接觸敦煌文化。

莫高窟220 窟的唐代壁畫，修復后的“飛天”線條重新煥發光彩。這背后既有內地專家的技術攻堅，也有香港不少有志者（姑隱其名、未及盡錄）在基金會的引領下全情投入；低調貢獻、默默耕耘。敦煌保護需要全人類的綜合力量。敦煌在中國，因此中國人的全力以赴更是關鍵核心、理所當然。以香港敦煌之友基金會為代表的香港同胞的投入，正是生動的注腳。筆者謹以七言絕詩，稱頌基金會仝人 : 《已近人間八秩重，依然策馬躍高峯。敦煌壁畫心上事，還向全球報東風。》

總而言之，從中國人對敦煌壁畫進行維護修復的長期努力，在全球處在變亂交織、備受戰爭破壞威脅的今天，可以看到中國在21世紀的新時代發出《全球和平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及時呼吁的重要性、建設性和正當性。祈愿以世界和平維護人類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