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86年，中央軍委緊急解密一個名字，老鄰居看到報紙手抖了：他還活著？
一九八六年6月，北京301醫院的特護病房里，空氣里全是消毒水和血腥味混雜的味道。
病床上躺著個老頭，正遭罪呢。
這人全身都在出血，止痛針從一天一針打到一小時一針，還是疼得滿床打滾。
護士給他擦身子，毛巾剛挨著皮肉，瞬間就染紅了。
因為嚴重的骨髓抑制，他的血小板幾乎掉光了，說白了，這就跟個瓷娃娃一樣，碰哪哪破。
就在這人眼瞅著要不行的時候，中央軍委突然發了一道急令，那架勢跟打仗一樣：解密！
必須馬上解密！
緊接著，各大報社連夜改版，把這個藏了28年的名字印在了頭版頭條。
第二天一早，大街小巷都炸鍋了，老百姓都在議論這個叫“鄧稼先”的人是何方神圣。
可這報紙傳到許鹿希居住的那個家屬院時，幾個老街坊拿著報紙，顫巍巍地敲開了許鹿希的門，憋了半天問出一句讓聽者心碎的話：“老鄧他還活著嗎？”
這話問得太扎心了。
這不是在發獎狀，這是國家在跟閻王爺搶著辦告別儀式。
現在咱們提這人，都知道是“兩彈元勛”，覺得多光榮。
但在當年，這三個字代表的是一種極其殘酷的“消失”。
要搞懂那天鄰居為啥問“是不是活著”，咱們得把日歷往前翻，翻到1958年的那個秋天。
那時候的鄧稼先，妥妥的人生贏家。
34歲，留美博士，剛回國沒幾年，媳婦是北大校長的千金，還有一兒一女，那是多少人羨慕不來的日子。
結果呢，錢三強找上門了。
這次談話特別短，也沒啥客套，錢三強直接就把底給交了：國家要放個“大炮仗”，想調你去。
這哪是調工作啊，這分明就是簽“賣身契”。
這一去，不能公開發表論文，不能出國，甚至不能告訴家里人在哪、干啥。
說得難聽點，這就是社會性死亡。
那天晚上鄧稼先翻來覆去烙大餅，怎么都睡不著。
最后實在憋不住了，跟媳婦許鹿希說了句沒頭沒尾的話：“我要調動工作了，以后家里的事我就管不了了。”
許鹿希問去哪？
他說不能說。
去干嘛？
也不能說。
去多久？
還是那三個字，不能說。
這一走，就是人間蒸發二十八年，連個響兒都沒聽見。
這二十八年里，他在學術界消失得干干凈凈。
原來的朋友、同學，誰也不知道他去哪了，甚至有人偷偷琢磨，這人是不是犯了啥大錯誤，被發配到哪個山溝溝里勞改去了？
誰也沒敢深問。
最讓人心里發堵的是啥呢？
是大洋彼岸的對比。
他最好的哥們兒楊振寧，那是混得風生水起，拿諾貝爾獎，全世界飛，鎂光燈咔咔閃。
你在看看鄧稼先，窩在戈壁灘上，吃著摻沙子的饅頭，名字都成了絕密代號。
這反差，太大了。
但你若問鄧稼先后悔嗎，他估計會笑笑不說話。
這種事兒，總得有人去干，他不干，誰干？
很多人被現在的神劇給忽悠了，以為搞原子彈就是在窗明幾凈的實驗室里，按按按鈕就完事了。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時候中國窮得叮當響，蘇聯專家撤走的時候，把資料燒了，還撂下句狠話：“就你們這條件，再過20年也搞不出來。”
確實，那時候咱們連臺像樣的巨型計算機都沒有。
那咋辦？
算盤珠子撥起來！
鄧稼先帶著一幫剛畢業的大學生，愣是用手搖計算器和算盤，硬生生敲出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數據。
這工作量有多大？
草稿紙能堆滿一間屋子。
這哪是搞科研，這簡直就是玩命。
別人是用腦子算數據，他這是在拿命填窟窿。
這種高強度的腦力透支還不是最要命的，真正把他身體搞垮的，是1979年那場意外。
那年是一次空投核試驗，結果降落傘沒打開，核彈直接從高空摔到了戈壁灘上。
沒炸。
這下事情大條了。
這玩意兒摔碎了，現在就是個高輻射的“臟彈”，隨時可能發生化學爆炸，或者造成嚴重的核污染擴散。
按規定，這得讓防化兵穿得嚴嚴實實去處理。
現場那么多人，都盯著那片死亡區域發愣。
鄧稼先急了，大喊一聲：“誰也別去，我進去！”
這時候誰攔都不好使。
他是理論設計的總負責人，只有他最清楚這玩意兒到底哪塊兒出了毛病，能不能動，怎么動。
他心里比誰都清楚，這一腳踏進去，基本上就是往鬼門關里闖。
他沖進去了，找到了碎裂的彈體，甚至直接用雙手捧起了核心碎片仔細查看。
等他從那片高輻射區出來的時候，臉色煞白。
在吉普車上，他看著窗外荒涼的戈壁灘，突然冒出一句：“如果有來世，我還要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后來那張他和同事的合影里，他笑得特燦爛。
但作為醫學教授的許鹿希后來才知道，那一次他吃的核輻射劑量，已經給他的生命畫上了休止符。
從那天起，他的尿液里都能檢測出放射性物質，死神已經拿著號牌在門口等著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到了1986年，組織上知道，老鄧的時間不多了。
這時候國際形勢也變了，咱們腰桿子硬了，不需要再像當年那樣藏著掖著。
更關鍵的是，如果這時候再不公開，這位給國家撐起脊梁骨的英雄，可能到死都只能是個沒人知道的代號。
這不公平。
所以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那份遲到了28年的解密令，就是為了讓他能在活著的時候，親耳聽到國家和人民對他喊一聲“謝謝”。
楊振寧回國探望病重的鄧稼先時，兩人的手又握在了一起。
看著昔日的好友被病痛折磨成這樣，楊振寧心里難受，為了緩和氣氛，就問了個當時大家都好奇的問題：“國家給你發了多少獎金？
搞這么大動靜，怎么也得是個百萬富翁吧？”
鄧稼先艱難地伸出兩根手指，笑了笑。
楊振寧猜：二十萬？
鄧稼先搖頭。
那是兩萬？
還是搖頭。
后來鄧稼先才告訴他：原子彈獎金十塊錢，氫彈獎金十塊錢，一共二十塊。
你沒看錯，就是二十塊。
那時候的獎金是按級別分的，大伙兒一分，到他手里就剩這么點了。
楊振寧聽完眼淚差點下來，咱們現在覺得不可思議，但在那個年代，他們拼上性命，圖的根本就不是錢，圖的就是這片土地以后不再受洋人的氣。
1986年7月29日，在身份公開僅僅一個月后，鄧稼先走了。
臨終前，他沒說什么豪言壯語，也沒抱怨這一輩子的苦，只是看著窗外，又一次叮囑身邊的人：“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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